前言
作者：一、袁宏字彦伯，东晋陈郡阳夏（今河南太康）人。晋成帝咸和三年（公元三二八年）出生于一个世族家庭。他的七世祖袁滂曾任东汉灵帝时的司徒，六世祖袁涣任过曹魏的郎中令，其后「袁氏子孙世有名位」。然而在袁宏年少的时候，其父临汝令袁勖去世，家道因之中衰，他不得不以运\租自业。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，袁宏以他的咏史诗受到谢尚的赏识，故于谢尚任安西將军、豫州刺史时，特聘其参议军事，从此踏上仕途。以后迁任大司马桓温府记室，因桓温重其文笔快捷典雅，遂专综书记。但是袁宏不满意桓温的专横跋扈和图谋\篡逆，因而于著文或谈论中，多次冒犯桓温，故「荣任不至」。直到桓温死后，袁宏才由吏部郎出任东阳郡太守。不久，即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（公元三一六年）病死在任所，时年四十九岁。
袁宏一生写下诗赋誄表等计三百余篇，其中膾炙人口的则有东征赋、北征赋和三国名臣序赞。当时，王珣尝发出「当今文章之美，故当共推此生」的感慨。所以袁宏是以「一时文宗」而著称於世的。唐代撰修晋书时，仍將他列入文苑传。但是袁宏的主要成就并不表现在文学方面，而是反映在他的史著中。除了久已散佚的竹林名士传外，后汉纪是他流传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。
后汉纪仿荀悦汉纪而写，是一部出色的编年体断代史。其书共三十卷，约二十一万多字。所载起自王莽末年的农民大起义，迄於曹丕代汉，刘备称帝，记述了东汉二百余年的兴衰史。后汉纪的成书要早于范曄后汉书五十余年，是现存有关东汉史史籍二大部中的一部。正如当年袁宏往往被人视作文章家而不是史学家一样，后汉纪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，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。二、魏晋时期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。在战乱频仍、政局变幻莫测的形势下，有的人为了给统治者提供歷史的镜鑑，探求削平乱世的灵丹妙药；有的人在仕途得意之际，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以邀宠信；有的人在仕途失意之后，退而著述以寄托情怀，因而涌现出大量的史书。这些著史者大多出身于魏晋名门，为了昭明世系，炫耀门庭，在追溯士族源流之际，又多以东汉史作为其毕生努力之目標。在袁宏著作后汉纪的前后，有关东汉史的有影向的著作，就有谢承的后汉书、薛莹的后汉记、司马彪的续汉书、华嶠的汉后书、谢沈的后汉书、张莹的后汉南记、袁山松的后汉书（以上纪传体）和张璠的后汉纪（编年体）。这些著作主要都取材于东汉时断断续续修撰而成的东观汉记，但在取材的精疏、史识的高下、文笔的优劣、体例的纯驳、篇幅的繁简各个方面，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。袁宏不满意他所见到的诸种后汉书，于是发愤披阅资料，重加釐订，歷时八年之久，终于撰成了后汉纪。其取材不可谓不富，撰述不可谓不勤，与主要是刪削汉书而成汉纪的荀悦相比较，他所遇到的困难要多得多，所付出的努力也大得多，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更显得宝贵。
在魏晋时撰成的东汉史著中，后汉纪硕果仅存，绝非偶然。
首先，袁宏几乎蒐集了当时有关东汉史的所有材料，在吸取诸书精华的基础上，刪繁补缺，纠谬释疑，反復修改，不惮其烦，故能取得「比诸家号为精密」的评价。即使在后汉纪初稿流传后，袁宏发现张璠纪所言汉末之事，颇有可採，就又及时补充进来，使后汉纪关於汉末的记载，不仅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诸家后汉书，而且连晚出的范曄后汉书也不如其翔实。其次，袁宏採用左传的史法，以汉纪作范本，完成了又一部便于观览而又详略有体的编年体断代史，在当时纪传体如林的史界中，別开一番洞天，因而也就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。
然而清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中言：「宏所採亦云博矣，乃竟少有出范书外者，然则诸书精实之语，范氏摭拾已尽。」这就是说，范书是诸家后汉书的总结性之作，要想弄清东汉歷史，只要有范书就足够了，而包括袁宏后汉纪在內的其他诸家后汉书，已没有什么参考价值。这一观点確实代表了不少学者的看法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
范书博大精深，许多成就確非袁宏后汉纪所能企及。但是袁纪一则早成于范书五十多年，不少方面更接近於原始材料，因而史料价值不仅不低於范书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高於范书。二则袁纪的精实之语，也并非全被范书所吸取，「其中多有范氏所刪取而不尽录者」，往往可以订正范书的谬误和补充范书的不足。
如鲁丕举贤良方正对策、尚敏陈广学校疏、张衡和马融的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、朱宠与郑凯论潁川士人，以及明、章二帝的某些詔文，均不见於范书。其他与范书各有详略的情况则更多。如卷二十引朱穆奏记中有一段范书即失载，其文曰：「河內一郡，尝调縑素綺縠纔八万余匹，今乃十五万匹。官无见钱，皆出于民。民多流亡，皆虚张户口，户口既少，而无貲者多，当復割剥，公赋重敛。」对了解东汉中期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及其恶果很有帮助。
再如马续补撰班固汉书七表及天文志之事，有关佛与佛学思想在汉时传播的情况，有关朱宠生平和邓禹子邓股的事跡，均赖袁纪而得以保存下来。此外，袁纪（一）可以订正范书的时间之误，如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幸南阳的月份、建寧元年九月朱瑀盗发竇武奏疏的日子，通鑑都舍范书而从袁纪。（二）可以订正范书地名之误，如和帝系葬于顺陵而非慎陵，刘攽即据袁纪以纠正范书及李贤注的错误。（三）可以订正范书謚号之误，如舂陵考侯当是孝侯之误。（四）可以订正范书姓名之误，如寒朗当作寋朗。（五）可以订正范书职称之误，如乐松非任中常侍而是侍中。（六）可以订正范书史实之误，如田况非败於赤眉，而是赤眉战败，不得不转入青州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正如王銓所说的那样，「读荀袁之纪，如未尝有班范之书；读班范之书，亦如未尝有荀袁之纪也。各以所存，自达於后也」。范袁二书各有其不可泯灭的史料价值，不可有所偏废。清惠栋后汉书补注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，就与大量利用袁纪的材料以考订范书有关。
不仅如此，袁纪还保存了东观记天文志、五行志及西域传佚文十五条，华嶠书之论四条。既让我们能更多地窥知这些佚书的原貌，也推翻四库馆臣关於东观记天文志已全闕的旧说。
无怪刘知几曰：「世言汉中兴史者，唯范、袁二家而已。」这一书一纪，相得益彰，以袁纪配范书，符合事实，绝非溢美之辞。
显而易见，袁宏后汉纪这座有待进一步发掘的史料宝库，是研究秦汉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典籍。
三、后汉纪在史学上也颇具特色，有所创新。
首先，袁宏在荀悦「通比其事，例系年月」写作方法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发展为「言行趣舍；各以类书」的撰述方法，以达到「观其名跡，想见其人」的目的。
袁宏的「类书」，归纳起来有以下二种形式：
其一，把某人的某一品德，因类举事，末尾概括为「某某皆此类也」的品题式结语。如写王丹，则曰「其高抗不屈皆此类也」；写朱暉，则曰「其信义慎终皆此类也」；写乐恢，则曰「其不念旧恶，耻交进趣，皆此类也」；写周举，则曰「其公亮不挠皆此类也」。其二，把时代相近而德行类似的人放在一起写。如卷五类书严光、周党、王霸、逢萌等所谓隱士；卷十一类书江革、毛义、薛苞等所谓孝子；卷十九类书任峻、苏章、陈琦、吴祐、第五访等所谓良二千石；卷二十二类书徐稚、姜肱、袁閬、韦著、李曇等所谓五处士。
而在卷二十二中，袁宏于敘述郭泰事跡的同时，涉及仇香、袁閎、黄宪、茅容、魏昭、孟敏、左原、黄元艾、贾子序等多人，文末概括以「其弘明善恶皆此类也」，「其善诱皆此类也」，接著又进一步类书与泰齐名的仇香、黄宪、陈寔三名士。于此袁宏合二形式为一，全文长达四千余字，所敘人物一个个活龙活现，颇有传神之笔。
自然上述方法处理得当，可以开拓编年史体的容量，使作者认为足以为法式的言行，更为集中地表达出来，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。然而用之过度，则亦往往造成体例的不纯，连缀而出的名人小传，使编年史的特点为之减色。而袁宏喜欢品题人物，这种夸夸其谈的名士作风，也使他所推崇的人物偶象化、概念化，常由此导致写作的失败。于是，「类书」的成功也就与失败相伴隨，既矛盾而又不可分割地反映在他的后汉纪中。
其次，袁纪详略有体，重点突出。他分別以八卷和六卷的篇幅敘述了东汉始建国和汉末纷乱的歷史。两个时期各有眾多的人物登场，事件也千头万绪，错杂纷紜。而袁宏宛如一个杰出的导演，把眾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安排得井井有条，真正做到事繁而不乱，文约而不漏，其驾驭史料的能力令人惊叹。其中关于赤壁之战的描述，主要通过周瑜、诸葛亮、孙权三人的慷慨陈辞，展现了三位政治家的非凡胆略和远见卓识，最终以「曹操与周瑜战於赤壁，操师大败」一句收尾，文字洗练，语言生动，寓大战胜负於谈笑纵论之中，袁宏的文才于此得到高度的发挥。它为司马光写赤壁之战，提供了良好的先例。这二部分是袁纪的精华所在，也是最堪补正范书不足之所在。
再则，袁纪很注重论赞，全书之论共计五十五条（包括所引华嶠论四条），最长的达一千零三十四字，最短的四十一字，一般都在三百字上下，共计约一万七千字左右，占全书篇幅的十二分之一，为歷来史书所仅见。
固然，袁宏之论以名教观为核心，多迂腐陈旧之说，是魏晋士族腐朽世界观的一个缩影。刘知几批评他「务饰玄言，玉卮无当」，可谓一针见血！与荀悦尚能从经济方面探求动乱之由，还知道重民务实相比较，他的名教观可以说毫不足取。
但是，凡事不可一概而论，撇开其名教观，其中也间有佳篇。
如袁宏纪卷二十二论风俗变迁，上下纵贯近千年，笔势放纵，较客观地反映了从春秋至汉末之风俗变迁的概貌。被后人推崇的范曄党錮列传序，其中两汉风俗部分，实取资於袁纪。
另外，如他肯定学术分歧，自古已然，天下之事，不必相袭，主张诸子百家，各存其说，不必强求整齐划一，并提出「道明其本，儒言其用」的观点，也非一般俗儒所能言及。又如他指斥讖纬之虚妄，还借用贾谊之言，主张礼制非天之所设，乃人之所为，不修则坏，损益宜隨时，其强调人为的作用和顺应时代而改革的看法，无疑是可取的。同时他又主张神道设教，在非人力所能解难释疑的时候，当借助鬼神的力量来应变適会。他说：「神实聪明正直，依人而行者也。」可见，袁宏并不把神看作是一种值得敬畏而不可捉摸的东西，他更强调人的作用，把神道作为人道的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，比起迷恋天人感应及图纬讖记的神学家来，袁宏更少一些迷信色彩，更多一点实用主义。
不难看出，袁宏后汉纪是一部可与荀悦汉纪相匹敌的编年体断代史代表作，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。
四、袁宏后汉纪的流传几经波折，不绝一
袁宏一生写下诗赋誄表等计三百余篇，其中膾炙人口的则有东征赋、北征赋和三国名臣序赞。当时，王珣尝发出「当今文章之美，故当共推此生」的感慨。所以袁宏是以「一时文宗」而著称於世的。唐代撰修晋书时，仍將他列入文苑传。但是袁宏的主要成就并不表现在文学方面，而是反映在他的史著中。除了久已散佚的竹林名士传外，后汉纪是他流传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。
后汉纪仿荀悦汉纪而写，是一部出色的编年体断代史。其书共三十卷，约二十一万多字。所载起自王莽末年的农民大起义，迄於曹丕代汉，刘备称帝，记述了东汉二百余年的兴衰史。后汉纪的成书要早于范曄后汉书五十余年，是现存有关东汉史史籍二大部中的一部。正如当年袁宏往往被人视作文章家而不是史学家一样，后汉纪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，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。二、魏晋时期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。在战乱频仍、政局变幻莫测的形势下，有的人为了给统治者提供歷史的镜鑑，探求削平乱世的灵丹妙药；有的人在仕途得意之际，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以邀宠信；有的人在仕途失意之后，退而著述以寄托情怀，因而涌现出大量的史书。这些著史者大多出身于魏晋名门，为了昭明世系，炫耀门庭，在追溯士族源流之际，又多以东汉史作为其毕生努力之目標。在袁宏著作后汉纪的前后，有关东汉史的有影向的著作，就有谢承的后汉书、薛莹的后汉记、司马彪的续汉书、华嶠的汉后书、谢沈的后汉书、张莹的后汉南记、袁山松的后汉书（以上纪传体）和张璠的后汉纪（编年体）。这些著作主要都取材于东汉时断断续续修撰而成的东观汉记，但在取材的精疏、史识的高下、文笔的优劣、体例的纯驳、篇幅的繁简各个方面，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。袁宏不满意他所见到的诸种后汉书，于是发愤披阅资料，重加釐订，歷时八年之久，终于撰成了后汉纪。其取材不可谓不富，撰述不可谓不勤，与主要是刪削汉书而成汉纪的荀悦相比较，他所遇到的困难要多得多，所付出的努力也大得多，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更显得宝贵。
在魏晋时撰成的东汉史著中，后汉纪硕果仅存，绝非偶然。
首先，袁宏几乎蒐集了当时有关东汉史的所有材料，在吸取诸书精华的基础上，刪繁补缺，纠谬释疑，反復修改，不惮其烦，故能取得「比诸家号为精密」的评价。即使在后汉纪初稿流传后，袁宏发现张璠纪所言汉末之事，颇有可採，就又及时补充进来，使后汉纪关於汉末的记载，不仅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诸家后汉书，而且连晚出的范曄后汉书也不如其翔实。其次，袁宏採用左传的史法，以汉纪作范本，完成了又一部便于观览而又详略有体的编年体断代史，在当时纪传体如林的史界中，別开一番洞天，因而也就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。
然而清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中言：「宏所採亦云博矣，乃竟少有出范书外者，然则诸书精实之语，范氏摭拾已尽。」这就是说，范书是诸家后汉书的总结性之作，要想弄清东汉歷史，只要有范书就足够了，而包括袁宏后汉纪在內的其他诸家后汉书，已没有什么参考价值。这一观点確实代表了不少学者的看法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
范书博大精深，许多成就確非袁宏后汉纪所能企及。但是袁纪一则早成于范书五十多年，不少方面更接近於原始材料，因而史料价值不仅不低於范书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高於范书。二则袁纪的精实之语，也并非全被范书所吸取，「其中多有范氏所刪取而不尽录者」，往往可以订正范书的谬误和补充范书的不足。
如鲁丕举贤良方正对策、尚敏陈广学校疏、张衡和马融的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、朱宠与郑凯论潁川士人，以及明、章二帝的某些詔文，均不见於范书。其他与范书各有详略的情况则更多。如卷二十引朱穆奏记中有一段范书即失载，其文曰：「河內一郡，尝调縑素綺縠纔八万余匹，今乃十五万匹。官无见钱，皆出于民。民多流亡，皆虚张户口，户口既少，而无貲者多，当復割剥，公赋重敛。」对了解东汉中期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及其恶果很有帮助。
再如马续补撰班固汉书七表及天文志之事，有关佛与佛学思想在汉时传播的情况，有关朱宠生平和邓禹子邓股的事跡，均赖袁纪而得以保存下来。此外，袁纪（一）可以订正范书的时间之误，如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幸南阳的月份、建寧元年九月朱瑀盗发竇武奏疏的日子，通鑑都舍范书而从袁纪。（二）可以订正范书地名之误，如和帝系葬于顺陵而非慎陵，刘攽即据袁纪以纠正范书及李贤注的错误。（三）可以订正范书謚号之误，如舂陵考侯当是孝侯之误。（四）可以订正范书姓名之误，如寒朗当作寋朗。（五）可以订正范书职称之误，如乐松非任中常侍而是侍中。（六）可以订正范书史实之误，如田况非败於赤眉，而是赤眉战败，不得不转入青州。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正如王銓所说的那样，「读荀袁之纪，如未尝有班范之书；读班范之书，亦如未尝有荀袁之纪也。各以所存，自达於后也」。范袁二书各有其不可泯灭的史料价值，不可有所偏废。清惠栋后汉书补注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，就与大量利用袁纪的材料以考订范书有关。
不仅如此，袁纪还保存了东观记天文志、五行志及西域传佚文十五条，华嶠书之论四条。既让我们能更多地窥知这些佚书的原貌，也推翻四库馆臣关於东观记天文志已全闕的旧说。
无怪刘知几曰：「世言汉中兴史者，唯范、袁二家而已。」这一书一纪，相得益彰，以袁纪配范书，符合事实，绝非溢美之辞。
显而易见，袁宏后汉纪这座有待进一步发掘的史料宝库，是研究秦汉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典籍。
三、后汉纪在史学上也颇具特色，有所创新。
首先，袁宏在荀悦「通比其事，例系年月」写作方法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发展为「言行趣舍；各以类书」的撰述方法，以达到「观其名跡，想见其人」的目的。
袁宏的「类书」，归纳起来有以下二种形式：
其一，把某人的某一品德，因类举事，末尾概括为「某某皆此类也」的品题式结语。如写王丹，则曰「其高抗不屈皆此类也」；写朱暉，则曰「其信义慎终皆此类也」；写乐恢，则曰「其不念旧恶，耻交进趣，皆此类也」；写周举，则曰「其公亮不挠皆此类也」。其二，把时代相近而德行类似的人放在一起写。如卷五类书严光、周党、王霸、逢萌等所谓隱士；卷十一类书江革、毛义、薛苞等所谓孝子；卷十九类书任峻、苏章、陈琦、吴祐、第五访等所谓良二千石；卷二十二类书徐稚、姜肱、袁閬、韦著、李曇等所谓五处士。
而在卷二十二中，袁宏于敘述郭泰事跡的同时，涉及仇香、袁閎、黄宪、茅容、魏昭、孟敏、左原、黄元艾、贾子序等多人，文末概括以「其弘明善恶皆此类也」，「其善诱皆此类也」，接著又进一步类书与泰齐名的仇香、黄宪、陈寔三名士。于此袁宏合二形式为一，全文长达四千余字，所敘人物一个个活龙活现，颇有传神之笔。
自然上述方法处理得当，可以开拓编年史体的容量，使作者认为足以为法式的言行，更为集中地表达出来，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。然而用之过度，则亦往往造成体例的不纯，连缀而出的名人小传，使编年史的特点为之减色。而袁宏喜欢品题人物，这种夸夸其谈的名士作风，也使他所推崇的人物偶象化、概念化，常由此导致写作的失败。于是，「类书」的成功也就与失败相伴隨，既矛盾而又不可分割地反映在他的后汉纪中。
其次，袁纪详略有体，重点突出。他分別以八卷和六卷的篇幅敘述了东汉始建国和汉末纷乱的歷史。两个时期各有眾多的人物登场，事件也千头万绪，错杂纷紜。而袁宏宛如一个杰出的导演，把眾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安排得井井有条，真正做到事繁而不乱，文约而不漏，其驾驭史料的能力令人惊叹。其中关于赤壁之战的描述，主要通过周瑜、诸葛亮、孙权三人的慷慨陈辞，展现了三位政治家的非凡胆略和远见卓识，最终以「曹操与周瑜战於赤壁，操师大败」一句收尾，文字洗练，语言生动，寓大战胜负於谈笑纵论之中，袁宏的文才于此得到高度的发挥。它为司马光写赤壁之战，提供了良好的先例。这二部分是袁纪的精华所在，也是最堪补正范书不足之所在。
再则，袁纪很注重论赞，全书之论共计五十五条（包括所引华嶠论四条），最长的达一千零三十四字，最短的四十一字，一般都在三百字上下，共计约一万七千字左右，占全书篇幅的十二分之一，为歷来史书所仅见。
固然，袁宏之论以名教观为核心，多迂腐陈旧之说，是魏晋士族腐朽世界观的一个缩影。刘知几批评他「务饰玄言，玉卮无当」，可谓一针见血！与荀悦尚能从经济方面探求动乱之由，还知道重民务实相比较，他的名教观可以说毫不足取。
但是，凡事不可一概而论，撇开其名教观，其中也间有佳篇。
如袁宏纪卷二十二论风俗变迁，上下纵贯近千年，笔势放纵，较客观地反映了从春秋至汉末之风俗变迁的概貌。被后人推崇的范曄党錮列传序，其中两汉风俗部分，实取资於袁纪。
另外，如他肯定学术分歧，自古已然，天下之事，不必相袭，主张诸子百家，各存其说，不必强求整齐划一，并提出「道明其本，儒言其用」的观点，也非一般俗儒所能言及。又如他指斥讖纬之虚妄，还借用贾谊之言，主张礼制非天之所设，乃人之所为，不修则坏，损益宜隨时，其强调人为的作用和顺应时代而改革的看法，无疑是可取的。同时他又主张神道设教，在非人力所能解难释疑的时候，当借助鬼神的力量来应变適会。他说：「神实聪明正直，依人而行者也。」可见，袁宏并不把神看作是一种值得敬畏而不可捉摸的东西，他更强调人的作用，把神道作为人道的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，比起迷恋天人感应及图纬讖记的神学家来，袁宏更少一些迷信色彩，更多一点实用主义。
不难看出，袁宏后汉纪是一部可与荀悦汉纪相匹敌的编年体断代史代表作，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。
四、袁宏后汉纪的流传几经波折，不绝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