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三十二·选举考五
作者：○举士
高宗建炎元年，诏曰：“国家设科取人，制爵待士，岁月等阴阳之信，法令如金石之坚。顷缘寇戎侵犯京邑，爰致四方之隽，已愆三岁之期，比申饬於攸司，涓上春而明试，深虞道阻，宽伫浃旬。而驻跸行宫，时巡方岳，非若中都当远近之会，可使四方得道里之均。特从权宜，创立规制，分礼闱之奏额，就诸路之漕台，俾谨择於考官，用精於实学，士省劳费，乡誉髦，悉预计偕，以俟亲策，敷告多士，咸体至怀。诸道令提刑司选官，即转运置司州军引试，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。河东路附京西转运司；国子监、开封府人就试於留守司，御史一人董之，国子监人愿就本路试者听。”
《朝野杂记》：“建炎二年，王唐公为礼部侍郎，建言复以词赋取士，自绍兴二年科场始。曾侍御统请废经义而专用词赋，上意乡之，吕元直不可而止。十三年，国学初建，高抑崇司业言：‘士以经术为本，请头场试经义，次场试诗赋，末场试子史论、时务策各一首。’许之。十五年，诏经义、诗赋分为两科，於是学者竞习词赋，经学浸微。二十六年冬，上谕沈守约曰：‘恐数年之后，经学遂废。’明年二月，诏举人并兼习两科（内大小经义共三道）。三十一年，言者以为老成经术之士，强习辞章，不合音律，请复分科取士，仍诏经义合格人有余材，许以诗赋不足之数通取，不得过三分，自今年太学公补试行之，迄今不改。先是，举人既兼经义、诗赋、论、策，因号四科，然自更制以后，惟绍兴十四年、二十九年两行之而止，盖举人所习已是为二，不可复合矣。”
按：熙宁四年，始罢词赋，专用经义取士，凡十五年；至元元年，复词赋与经义并行；至绍圣元年，复罢词赋，专用经义，凡三十五年；至建炎二年，又兼用经、赋。盖熙宁、绍圣则专用经而废赋，元、建炎则虽复赋而未尝不兼经，然则自熙宁以来，士无不习经义之日矣。然元初，始复赋，欲经、赋中分取人，而东坡公上疏言：“自更法以来，士工习诗赋者，十人而七。欲朝廷随经、赋人数多少，各自立额取人。”则知当时士虽不习诗赋者十五年，而变法之余，一习即工且多矣。至建炎、绍兴之，则朝廷以经义取士者且五六十年，其兼用诗赋才十余年耳。然共场而试，则经拙而赋工；分科而试，则经少而赋多。流传既久，后来所至场屋，率是赋居其三之二，盖有自来矣。
二年，诏：“下第进士，六举曾经御试、八举曾经省试、并年四十以上，四举曾经御试、五举曾经省试、并年五十以上，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举人数内，特各减一举，元符以前到省两举者不限年，一举者年五十五已上，诸道转运司、开封府皆以名闻，令直赴廷试。”
按：仁宗嘉二年，廷试始免黜落，然则自后凡经御试者，无不出官之人。
熙、丰年，亦尝有曾经御试推恩之令，盖为嘉二年御试不中者设也。今中兴之初，复有此令，则自建炎上距嘉以前，盖七十余年，岂复有曾经御试之人乎？
又恐是特为科试入下等，不理选限、未出官者而设，盖此曹亦谓之曾经御试，故令其再试而官之，以示优渥之恩。史志所载不明，当考。
是年，亲试举人於行都，赐进士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余人，第一人左宣教郎，二人、三人左宣义郎，余推恩有差。特奏名第一人附第二甲，入五等者亦予调官，川、陕、河北、京东正奏名不赴者一百三人，即家赐第。皆龙飞特恩也。
故事，廷试上十名，御药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。上曰：“取士当务至公，考官自足凭信，岂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？”诏自今勿先进卷子。
绍兴元年，以岁当明堂，复诏诸道类试，择宪、漕或帅守中词学之人总其事，使精选考官。於是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始以便宜令川、陕举人即置司州试之。侯延庆言：“用兵以来，太学既罢，青衿解散，文籍沦坠。今诸道州军进士已有定额，独行在职事及务官随行有服亲及门客，往往乡贡隔绝，请立应举法，以国子监进士为名。”诏从之，令转运司附试。是年，德音：“应该恩免解举人，值兵毁失公据者，召京官二员委保，所在州军给据讫，仍申部注籍。”
二年，亲策进士张九成等。时凌景夏为第二，吕颐浩言，景夏词实胜九成，请更第一。上曰：“士人初进，便须别其忠佞。九成上自朕躬，下至百执事，言之无所畏避。”乃擢首选。九成以类试及亲策俱第一，特进一官。四川类试正奏名第一人，依殿试第五人恩例。
九年，诏：“陕西久陷伪境，与四川类试，必不能中程式。其令礼部措置，别号取放。”川、陕分类试额自此始。
御史中丞廖刚言：“国朝三岁一举，每以今年大礼，明年科场，又明年省、殿试为准，故注授人先后到部，不至搀并。今科试、明堂同在嗣岁，省司财计难以应办，一不便也。近岁初官待阙，率四五年，若使进士，荫人同时差注，二不便也。更展一年，则旧制合矣。”天子是其议，其来年诏曰：“三岁宾兴之制，肇自治平，爰暨累朝，遵为彝典。顷缘多故，氵存展试期，致取士之年当宗祀，而入仕之众并集铨曹，攸司困供亿之繁，多士兴滞留之叹。宜从革正，用复故常，庶蒇事惟均，有便於国，调官无壅，亦便尔私。其绍兴十年，诸州依条发解，於绍兴十二年正月省试，三月殿试。自后科场示此为准。”十三年，初立同文馆试。凡在行朝，去本贯及千里以上者，许附试国子监。
诏：“祖宗旧法，诸路州军科场，并限八月五日锁院。缘福建去京远，遂先期用七月；川、广尤远，遂用六月。今福建、二广趋京不远，恐试下举人冒名再试他州，可依限八月初五日锁院。”旧诸州皆以八月选日试士，举人有就数州取解者。至是，诏诸道发解并以中秋日引试，四川则用季春，而仲秋类省焉。
太学博士王之望言：“举人程文，或纯用本朝人文集数百言，或歌颂及佛书全句，旧式皆不可考。建炎初，悉从删去，故犯者多。”诏申严行下。十九年，诏：“自今科试前一岁，诸州军及属县长吏籍定合应举人，以次年春县上之州，州下之学，核实引保，赴乡饮酒毕，送试院。其临期投状射保者，皆勿受。”自熙、丰，程颢、程颐以道学倡於洛，海内皆师归之。中兴以来，始盛於东南，士子科举之文稍祖颐说。先是，陈公辅上疏诋颐学，乞行禁绝，而胡寅辨其非。至绍兴末年，正字叶谦亨上言：“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，士有立说稍异者，皆不在选。前日大臣则阴右王安石，稍涉颐学，一切摈弃。程、王之学，时有所长，皆有所短，取其合於孔、孟者，皆可以为学也。”上曰：“赵鼎主程颐，秦桧主王安石，诚为偏曲。”诏有司自今毋拘一家之说，务求至当之论。道学之禁，至是稍解矣。
礼部侍郎周葵言：“科举足以取士。近年主司迎合大臣之意，多取经传之言可为谀佞者，以为问目，学者因之，专务苟合时好。如论伊尹、周公，则竞为归美宰相之言；《春秋》讥贬失礼，则指为褒称之事。悖戾圣人之意，大率类此。至於前古治乱兴亡之变，以时忌绝口不道，后生晚辈往往不读史书。望诏有司选通经博古之士，置之上游；其穿凿迎合，议论乖僻，不合体式者，皆行黜落；若矫枉过正，不顾所问，务为诋讦者，亦复勿取。”从之。
二十五年，上谓辅臣曰：“往年秦埙对策，皆桧、喜语，有司拟为第一，朕抑第三，不使与寒士争。今可举行祖宗故事，应礼部举人内有权要亲族者，并令覆试。仍追夺埙出身，改曹冠等七人阶官并带‘右’字，余并放。”
二十七年，先时蜀士赴殿试不及者，皆赐同进士出身。上念其中有俊秀能取高第者，不宜皆下列，至是，先期谕都省，宽展试日以待。宰相沈该奏：“天时向暑，临轩非便。请后至者臣等策之，中书定高下。”上曰：“三年策士，朕岂惮一日之劳邪？”及唱第，王十朋为首，第二人阎安中，第三人梁介。安中、梁介皆蜀士也。上大悦。
二十九年，孙道夫侍经筵，一日，极论四川类试请托之弊，请尽令赴礼部。
上曰：“后举但当遣御史监之。”道夫持益坚，事下国子监，祭酒杨椿曰：“蜀去天万里，可使士子涉三峡、冒重湖邪？欲革其弊，一监试得人足矣。”遂诏监司守ヘ宾客力可行者赴省，余不在遣中。是岁，四川类省试，始降敕差官。四川类省试第一人恩数，初，视殿试第三人，赐进士及第，优之也。后以何耕对蜀人才策，为秦桧所怒，乃改礼部类试第一等人并赐进士出身，自是无有不赴御试者。
惟上不亲策，则类省试第一人恩数如旧，第二、第三人皆附第一甲，九名已上附第二甲焉。孝宗隆兴元年，诏：“应令人代名及为人冒名赴省者，各计所受财依条外，并永不得应举。”
省试旧以十四人取一名，隆兴初，建、剑、宣、鼎、洪五州进士，三举实到场者，皆以覃恩免解。有旨增省额百人，遂以十七人取一人，而四川类省试则十六人取一名，后不复改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黄鲁直以元三年为贡院参详官，有书帖一纸云：‘正月乙丑，锁太学，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；三月戊申，具奏进士五百人。’乃是在院四十四日，而九人半取一人，视今日为不侔。”
臣僚言：“科举之制，州郡解额狭而举子多，漕司数宽，士往往舍乡贯而图漕牒。乞申严诈冒之禁，立为中制。”从之。四年，乃裁定牒试法，文武臣添差官，除亲子孙外，并罢；其行在职事官，除监察御史已上，并不许牒试。干道六年，诏自今诸道试官，皆隔一郡选差。后又令历三郡合符，乃听入院，防私弊也。
七年，虞允文请辛巳以来归正人，依仿祖宗陕西、河北赴南省试，别立号取人。从之。
八年，礼部尚书胡沂、郎官萧国梁造贡籍成，上之，凡诸道举人乡贯、治经、三代、年甲、举数悉备。
淳熙二年，御试。上尝谓辅臣，欲令文士能射御，武臣知诗书，命讨论殿最来上。至是，唱第后之二日，上御殿，引按文士詹癸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艺，新制也。翌日，又引文士第五甲及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。其日，进士俱衤阑笏入殿起居，易戎服，各给箭六，弓不限斗力。射者莫不振厉自献，多命中焉。凡三箭中帖为上等，正奏第一人转一官，与通判，余循一资；二箭中帖为中等，减二年磨勘；一箭中帖及一箭上垛为下等，一任回不依次注官。上四甲能全中者取旨，第五甲射入上等注黄甲，余升名次而已。特奏名第五等人射艺合格与文学，凡不中者并赐帛。
六年，诏：“特奏名自今三人取一，在第四等以前，余并入第五等。其末等纳敕者旧许再试，今止许一试。旧免解人有故不入试者，理为一举，今不理。潜藩及五路旧升甲者，今但升名。”其后又许纳敕三次，为定制焉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唐开元中，国子祭酒杨言：‘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，而明经、进士不能居其什一，则是服勤道业之士，不如胥吏之得仕也。
若以出身人太多，则应诸色裁损，不应独抑明经、进士。’当时以其言为然。淳熙九年，大减任子员数，是时，吏部四选开具，以三年为率，文班进士大约三四百人，任子文武亦如之，而恩幸、流外盖过二千之数，甚与开元类也。”
十一年，御试。时进士试策，薄暮未纳卷者三，奉旨赐烛。既而侍御史刘国瑞言：“宫庭之，自有火禁，贡举之条，不许见烛。虽圣恩宽厚，假以须臾，窃恐玩习成风，浸隳法制。其纳卷最后者，请下御试所降黜。”从之。旧例，廷试举人至暮者许赐烛，然殿深易黑，日昃则殿上烛出矣。凡赐烛，正奏名降一甲，如在第五甲，降充本甲末名；特奏名降一等，如在第五等，与摄助教。举人试艺於省闱及国子监、两浙转运司者，皆禁烛。十四年，御试得进士王容以下。上天姿英明，大廷策士，多自升黜，不尽由有司。是举，王容盖自第三亲擢为榜首。时儒生迭兴，辞章雅正，号“干淳体”。
朱熹尝欲罢诗赋而分诸经、子史、时务之年，其私议曰：“古者大学之教，以格物致知为先，而其考校之法，又以九年知类通达、强立不返为大成。今《乐经》亡而《礼经》阙，二戴之礼已非正经，而又废其一。经之为教，己不能备，而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，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。若诸子之学同出於圣人，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，皆不可阙者，而学者岂能一旦尽通。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，使之各以三年，而共通其三四之一。凡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为一科，而子年、午年试之；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及二《戴记》为一科，而卯年试之；《春秋》及《三传》为一科，而酉年试之。试义各二道，诸经皆兼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义一道，论则分诸子为四科，而分年以附焉。诸史则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两《汉》为一科，《三国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南》、《北史》为一科，《新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五代史》为一科。
时务则律历、地理为一科，以次分年，如经、子之法，试策各二道。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，答义者必通贯经文，条举众说，而断以己意。有司命题，必依章句。如是，则士无不通之经，无不通之史，而皆可用於世矣。”虽熹议未上闻，而天下诵之。
项安世拟对学士院试策曰：“科举之法，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。自太平兴国以来，科名日重，实用日轻，以至於今二百余年，举天下之人才，一限於科目之内。入是科者，虽杌、饕餮必官之；出是科者，虽周公、孔子必弃之。习之既久，上不以为疑，下不以为怨。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，则上蓄缩而不安，下睥睨而不服。共知其弊，而甘心守之，不敢复议矣。故曰‘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。’不论伊、傅、周、召如何，但使诸葛亮、王猛处此，必当自出意度，别作炉鞴，以陶天下之人物，以收拾天下之才智，以共了当时之事，决不受此缠缚也。自王导、谢安以下，随世就事之人，欲於妥帖平静之中，密致分数剂量之效，则必不敢变今之说，取今之士矣。此固无以议为也。然则用王、谢之术为之调度，亦有道乎？曰：‘有。时於寻常尺寸之中，略出神明特达之举，稍更茸己甚之习，薄伸浑厚平直之气，则犹愈於已也。’盖天下之事，虽贵於守法，而亦不可以一付於法。法者所以抑侥幸，非所以抑豪杰也。夫所谓侥幸者，其才不应得，而冒欲得之之谓也。一人得之，众人攀之，其门一开，不可复禁。故上之人立法以拒之，使之欲进而无隙，欲求而无辞，是则法之效也。若夫豪杰之士，其德宜为人上，其才宜为世用，非所谓侥幸者，此法之所求，非法之所拒也。人所共服，莫敢与比，以此为例，谁敢攀之？有若是者，时出而用之，以示天下不专以操笔弄墨取人主之官爵，则亦足以补风化，隆实行，扶善人而愧恶子也。”又曰：
“夫科目之盛，自李唐起，而唐之取士，犹未尽出於此也。有上书而得官，如和逢尧、员半千之类是也；有隐逸而召用，如阳城、李渤之类是也；有出於辟举，如韩愈之出於张建封、董晋是也；有出於延誉，如吴武陵之荐杜牧之是也。至於本朝，法令始密，科场条贯，如缚胥吏，而乡举里选之意纤悉无遗矣。然祖宗之时，犹有度外之事，如张咏当为举首，而以逊其乡人，则犹有朋友之义也；宋祁当为第一，而令与兄，则犹有兄弟之恩也；延入客次，先通所为文，则犹有礼意也；李畋、张及二人并解，则犹未立额也。此外又有陈乞之恩，聘召之礼，元经行之举，三舍行艺之规，则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尽士矣，故孙复、苏洵之用，犹出於常法之外，而雷简夫、姚嗣宗之官，或由於特达之授。然意欲不安，而法已一定，虽或少出常度，然亦千万中之一二耳，须臾之才行，不足以胜二百年之科目也。”
按：取士之弊，人人能言之，然晦、平甫二公之说，则不废科目之法，而自足以救科目之弊，其说犹为确实可行云。
光宗初，建议者云：“省闱试士，春令尚浅，天寒晷短，遇风雪，则砚冰笔冻，书字不成，纵有钜材，莫克展布。请展至二月朔，而殿试则於四月初选日。”从之。
宁宗庆元二年，以谅阴不亲策，省试进士，得正奏名邹应龙等。
自韩胄袭秦桧故智，指道学为伪学，台臣附之，上章论列，诏榜朝堂，而刘德秀在省闱奏疏，至云：“伪学之魁，以匹夫窃人主之柄，鼓动天下，故文风未能丕变。请将《语录》之类并行除毁。”既而叶翥上言：“士狃於伪学，专习《语录》诡诞之说，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之书，以文其非。有叶《进卷》、陈傅良《待遇集》，士人传诵其文，每用辄效。请内自太学，外自州军学，各以月试合格前三名程文，上御史台考察。太学以月，诸路以季。其有旧习不改，则坐学官、提学司之罪。”是举也，语涉道学者皆不预选。
四年，言者云：“今之诗赋，虽未近古，然亦贯穿六艺，驰骋百家，拘以骈俪之制，研精覃思，始能成章。惟经义一科，全用套类，父兄相授，囊括冥搜，片言只字，不脱毫分，溢箧盈箱，初无本领，旅进场屋，鲜有出於揣拟之外，天下士子，谁务实学哉！望令有司，所出《六经》题目，各於本经摘出两段文意相类者，合为一题，庶几实学得尽己见，而挟册雠伪者或可退听。”从之。
嘉泰元年，起居舍人章良能陈主司三弊：一曰沮抑词赋太甚，既暗削分数，又多置下陈；二曰假借《春秋》太过，诸处解榜，多首选；三曰国朝正史与实录等书，人私藏，具有法禁，惟公卿子弟，或因父兄得以窃窥，有力之家，冒禁传写，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，藏匿本末，发为策问，寒远之士，无繇尽知。请自今诗赋纯正者，之前列，《春秋》卓异者，不妨巍占，若所作无异诸经，自当杂定高下。其策题并须明白指问。”诏从之。
开禧二年，诏诸道运司、州、府、军、监：“凡发解举人合格试卷姓名，类申礼部，候省试中，牒发御史台，同礼部长贰参对字画，关御药院内侍照应。廷试字画不同者，别榜放。”
旧制，秋贡、春试皆置别头场，以待举人之避亲者。自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，皆牒送，惟临轩亲试，谓之“天子门生”，虽父兄为考官，亦不避。是年，始因议臣有请，诏自今在朝官有亲属赴廷对者，免差考校。
开禧元年，检详毛宪为考官，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。韩胄既败，乃用言者奏，夺宪次对，而降自知为第五甲末。
嘉定十五年，秘书郎何淡言：“祖宗旧制，诸科举人问大义十道，能以本经注疏对，而加之以文辞润色者为‘上’；或不指明义理，但引注疏及六分者为‘粗’；其不识本义，或连他经文义乖戾、章句断绝者‘否’。夫经本注疏，则学有源流；文先义理，则士有器识。而今之时文，束於命题之短长，狃於立说之关键，而有司强裂句读，专务断章，是在我者己先离绝旨意，破碎经文，则何以责其尽合於大义哉？望诏有司革去旧习，使士子去机巧而深义理，考注疏而辩异同，明纲领而识体要，则实学之士出矣。”诏从之。
新进士旧有期集，渡江后，置局於贡院，特旨赐之餐钱，集英殿赐第之三曰赴焉。上三人得自择同升之彦，分职有差。朝谢后，拜黄甲，其仪：设褥於堂上，东西相向，皆再拜；拜已，择榜中年长者一人，状元拜之；复择最少者一人，拜状元。所以侈宠灵、重好会、明长少也。又数日，赴国子监谒谢先圣、先师，用释奠礼。遂赐闻喜宴，侍从已上及知举官、馆职皆预焉。
试刑法者，亦自熙、丰始。旧附铨试院，兵火后权停，绍兴三年始复，后又降敕别差试官二员，专撰刑法问题，号为假案。其合格分数，例以五十五通作十分为率，五分以上入第二等下（系二十七通七半），四分半以上入第三等上（系二十四通七半），四分以上入第三等中（系二十二通以上），凡试入二等者，选人改京秩，盖赵忠简为相，以刑名之学其废日久，故白请优之，今遂为大理评、丞之选。四年制置司请每三年就类省试院别差刑法官二员校试。从之。
新科明法者，熙宁改旧明法科为之。崇宁初废，取其解省额归礼部。建炎二年正月，大理少卿吴言：“法官阙人，请复此科，许进士尝得解贡人就试。”从之。
绍兴十一年，始就诸路秋试，每五人解一名，省试七人取一名，皆不兼经。明年御试，御药院请分为第二等，第一等本科及第，第二等本科出身。十四年七月，言者以为滥，请解、省试各递增二人（解试七人取一，省试九人取一），所试断案刑名通粗，以十分为率，断案及五分、《刑统》义文理俱通者为合格，无则阙之，仍自后举兼经。十六年二月，遂罢之，迄今不复置矣。
新科明法，始就诸道秋试，每各五人解一，省试十取其一。御药院又拟恩例，第一等赐本科及第，第二等本科出身。后三岁，议者谓得解人取应，更不兼经，白身得官反易於有官试法。乃诏自今断案、刑名通粗以十分为率，断及五分、《刑统》义文理全通为合格，及虽全通而断案不及分数者勿取，仍自后举兼经。
淳熙七年，秘书郎李言：“汉世仪、律、令同藏於理官，而决疑狱者必传以古义。祖宗朝，诏学究兼习律令，而废明法科；后复明法，而以三小经附，盖欲使经生明法，法吏通经。今所试止於断案、律义，断案稍通，律义虽不成文，亦得中选，故法官罕能知书。谓宜使习太法者兼习经义，参考优劣，以定去留。”上曰：“古之儒者以经术决狱，若用俗吏，必流於刻。宜如所奏。”乃诏自今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场试断案，再场各三道；第四场试大经义一道、小经义二道；第五场试《刑统》律义五道。明年，诏断案三场，每场止试一道，每道刑名十件，与经义通取，四十分已上为合格。经义定去留，律义定高下。
嘉定二年，臣僚上言：“棘寺官属，颇难其人，狱案来上，致多差舛，其原在於习法之不精，试法之不详也。自昔设科，本以六场引试，内断案五场，各以刑名八件计四十通，律义一场计十通，断案以试其法令，律义以试其文理。自后有欲便其所习，始增经义一场，而止试五场，律义又居其一，断案止三场而已，殊失设科之初意。金科玉条，琐密繁碎，自非终日研究，未易精熟，乃牵於程文，以移其功。考试主文，类多文士，轻视法家，惟以经义定去留，其弊一也。法科之设，正欲深明宪章，习熟法令，察举明比附之精微，识比折出入之错综，酌情法於数字之内，决是非於片言之。政和、绍兴案题字不过五七百，多不满千；比年不求题意之精密，专务繁冗以困人，敷衍支离，动辄二千字。自朝至於日中昃，仅能誊写题目，岂暇深究法意？其弊二也。进士考官，凡有出身皆可充选；刑法考官，不过在朝曾中法科丞、评数人，由是请托之风盛，换易之弊兴，其弊三也。臣以为宜罢去经义，仍分六场，以五场断案、一场律义为定。所问法题，稍简其字数，而求精於法。试官各供五六题，纳监试或主文临期点定。如是，则谳议得人矣。”从之。六年，议者云：“今止试《刑统》，是尽废义理，而专以法律为事，杂流进纳之人皆得就，又可径除职事官，非所以重科目、清班缀也。
请复试经义一场，以《尚书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题各一篇，与刑统大义通为五场；所出经题，不必拘刑名伦类，以防预造。杂流入赀人毋得收试。”
文武杂试 高宗建炎元年，追复祖宗故事，於科举之外有文武杰特者，试而官之。时郡国荐士四人至，命中书省各试策一道。何烈对策，依廷试礼称“臣”，上以其寒远，一体推恩。既而有言其疏者，於是降充末名，补下州文学，考官汪藻等皆坐黜。而军中便宜借补者众，诏内有武勇之人，委诸道提刑、安抚司依弓马所格法比试，合格人赴御营使司审试，拟定名目，上大省部，给进武、进义校尉两等文帖换授。既而上言者云：“立功之人色目不一，或输家财助国，或赍蜡弹，冒险阻，或以进言献策。今率试以弓马，而旧补授至升朝官、大使臣者，例得校尉，未为允惬。宜令借补文臣，试兵书战策，以为殿最，余并验实免试注官。”
东莱吕氏曰：“取士科目，自夏商以前，不见於经，其可见者，至周始有。
自周后数千载，凡其废置、沿革、轻重，就所偏者看，皆自可考；然而考论须见得所以废置、因革、轻重之所以然。以大略观之，大抵向前重，向后愈轻。且如《周礼》以乡三物教民，谓之宾兴，只看‘宾’之一字，当时盖甚尊士。详考前一段，他是一个本末度数精详具备，固不必说；只看他‘宾兴之，三年大比，献贤能之书於王，王拜受之，登於天府，内史贰之’，如此其重。及至后世，如饮墨水，如夺席、脱容刀，如棘围，如糊名，若防奸盗然。为士者须深思其故：何故古如此重，后世如此轻？须当深究之。三代之时，士一个进修之至，惟上之人自求之，故如此重。又须看当时之於士，待之甚重，而考之则甚详；后世待之既轻，考之又略。且如《王制》论乡秀士升於司徒，曰选士；司徒又论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学，曰俊士，然后方免其徭役；大乐正又论造士之秀者升诸司马，曰进士，这里方可受爵禄。司马，政官也，以其可使从政也。凡经四级，然后始可从政。然犹未也，司马又辨论官材，论其贤者，以告於王，而定其论，论定然后官之，任官然后爵之，待其位定，始与之以禄。一人之身，未入仕之前凡经四级，已入仕之后凡经三级。经七级，然后始得禄。其考之之详如此。成周之时，见得官爵皆天位天禄，不敢轻授。至后世，与之甚遽，全以文字高下为进退，盖有以一日之长而决取终身之富贵者。当时考之甚详如此，然论其大略，汉唐以来，大抵自重而渐轻，自缓而渐速。由汉以来，虽不能如三代拜受之礼，然犹州长身劝为之驾，虽以当时号为谄谀如公孙弘者，犹是乡人劝勉而来，未尝自进。到得后来，唐始令投牒自进，而士始渐轻，此所谓‘自重而渐轻’。自汉至唐，进士登第者尚未释褐，或是为人所论荐，或再应皆中，或藩方辟举，然后始得释褐。至本朝始，放进士及第即放释褐，此所谓‘自缓而渐速’。科目虽多，其历代常行自有数。自汉至隋以前，惟孝廉与秀才常行；自隋唐至本朝，惟进士、明经常行；至熙宁后，王荆公用事，改取士之法，自是进士独存，明经始废（熙宁四年，明经科废罢），此其大略可见。其次便是制科。制科却历代常行不废，汉则因事而举，六朝亦举，至唐及本朝亦未尝废；到得熙宁，王荆公得政，孔文仲对策议新法，制科始罢。至元初，又再复得两三举，至绍圣初，章为相，欲行荆公法，又再罢（景德四年，帝曰：“比设此科，欲求才识，若但考文义，苟有济时之用安得知？今策问宜用经义，参之时务。”熙宁二年，贤良孔文仲考入第三等，诏：“毁薄时政，不足收录，告示发付本任。”天圣八年，茂才富弼，景二年，体用吴育；景六年，贤良苏辙、苏轼）。大抵三代之时，不专是语言文章，至汉以来，则有所谓射策、对策，是时已成科举之习，虽然，尚理会经义，又与时议。到隋炀帝之时，风俗浮华，始有进士之科，方有律赋。自唐以来，孝廉、秀才之科尚在，但只是明经、进士二科盛而秀、孝衰。是时，有记问者则得明经，有辞藻者则得进士。当时南北未分，两边各自设科。既分之后，后周进士未设，尚自理会秀、孝二科。是时，南人高南师，北人高北师，各守家法，莫之能定，当时主司有欲优劣之者，反为所难。隋炀帝时，风俗浮华，进士科始立。至唐初，进士、明经都重；及至中叶以后，则进士重而明经轻，盖当唐之时，文华之士多了，故如此。到得本朝，待遇不同，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，皆极通显；至明经之科，不过为学究之类。当时之人为之语曰：‘焚香取进士，嗔目待明经。’才设进士试时，便设香案，有拜跪之礼；才到明经试时，则设棘监守，惟恐他传义。当时进士有帖经之制，他文士都不屑去记这传义，於是有赎帖。才是进士科试帖经，不知是或作一篇文，或作一赋，便可赎帖经。及至熙宁，荆公罢词赋，帖经、墨义并归进士一科，齐、鲁、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训诂，质厚不能为文辞，所以自进士科一并之后，榜出多是南人预选，北人预者极少。自哲庙以后，立齐、鲁、河朔五路之制，凡是北人皆别考，然后取人南北始均。庆历中，范文正公、富公、韩魏公执政，欲先试论策，使工文辞者言古今治乱，简其程式，使得以逞，问以大义，使不专记诵，自是古文渐复。一年而三公皆罢政，此制遂停。王文正公为相，南省试进士《当仁不让於师论》，贾时边、李迪皆有名场屋，及榜出，二人不与。试官取其文观之，李以落韵，边以‘师’为‘众’，与注疏异，特奏令御试。王文公以为落韵者不审尔。若舍注疏而立说，不可许，遂取李黜边。前辈之守注疏如此严。至王荆公始以注疏不可用，作《三经说》，令天下非从《三经》者不预选；罢词赋，又以《春秋》有《三传》难通，罢之。
至元，始复词赋，增《春秋》。又至绍圣，章执政，欲复介甫法，遂复罢词赋，去《春秋》。后来至钦宗，又始复元制（太平兴国三年，诏律赋以平仄次用韵。天圣五年，诏参考策论。庆历四年，宋祁等言：“使士皆土著，而教之以学校。先策论，则文辞者留心於治乱；简其程式，则宏博者得以骋；问以大义，则执经者不专於记诵。赋许依放唐人赋。”诏颁下。庆历五年，诏进士诸科如旧制考校注云。先是，颁行宋祁等新制，上封者言非便，熙宁四年，诏进士罢诗赋、帖经、墨义，各令占一经，并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诸科稍令改进士科）。大抵须是有乡举里选底风俗，然后方行得乡举里选之制。所以杨绾复乡举里选，未几停罢，缘是未有这风俗。今已为士，须思所以为风俗者何由，又须深察三代之所以厚而后世之所以薄者何故，则亦庶乎复古。”
《宋登科记》总目：太祖建隆元年，进士十九人，榜首杨砺。
二年，进士十一人，榜首张去华。
三年，进士十五人，榜首马。
四年，进士八人，榜首苏德祥。
干德二年，进士八人，榜首李景阳制科一人。
三年，进士七人，榜首刘察。
四年，进士六人，榜首李肃制科二人。五年，进士十人，榜首刘蒙叟。
六年，进士十一人，榜首柴成务。
开宝二年，进士七人，榜首安德裕。
三年，进士八人，榜首张拱；赐十五举未及第人司马浦等一百六人本科出身。
四年，进士十人，榜首刘寅。
五年，进士十一人，榜首安守亮。六年，进士十一人，榜首宋准，再试取十六人、落下一人；诸科九十六人。
七年，停贡举。
八年，进士三十一人，省元王式，状元王嗣宗；诸科二十四人。
九年，停贡举。
太宗太平兴国二年，进士一百九人，省元状元吕蒙正；诸科二百七人，十五举以上一百八十四，凡五百余人。
三年，进士七十四人，省元状元胡旦；诸科八十二人。
四年，不贡举。
五年，进士一百二十一人，省元状元苏易简，诸科五百三十四人。
六年、七年，停贡举。八年，进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，状元王世则；诸科二百八十五人。雍熙元年，不贡举。
二年，进士二百五十八人，省元陈充，状元梁颢；诸科六百九十九人。
三年、四年，不贡举。
端拱元年，进士二十八人，诸科一百一人。覆试得进士、诸科七百人；又武成王庙重试，得进士三十一人，诸科八十九人，省元程宿（是年，不临轩）。
二年，进士一百八十六人，诸科四百七十八人，省元陈尧叟，状元同。淳化元年、二年，不贡举。
三年，进士三百五十三人，诸科七百七十四人，省元孙何，状元同。
四年、五年，至道元年、二年、三年，并不贡举。
真宗咸平元年，进士五十人，诸科一百五十人，省元孙仅，状元同。二年，进士七十一人，诸科一百八十人，省元孙暨，状元同。三年，进士四百九人，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，省元李庶几，状元陈尧咨。
四年，停贡举，制科七人。五年，进士三十八人，诸科一百八十人，省元王曾，状元同。
六年，不贡举。
景德元年，不贡举。
二年，进士二百四十七人，诸科五百七十人，省元刘滋，状元李迪。
三年，不贡举，制科二人。四年，不贡举，制科二人。大中祥符元年，进士二百七人，诸科三百二十人，省元郑向，状元姚晔。
二年，亲试东封路，进士三十一人，状元梁固。三年，停贡举。
四年，祀汾阴路，进士三十一人，状元张师德。
五年，进士一百二十六人，诸科三百七十七人，省元、状元徐。
六年，停贡举。
七年，亳州、南京路进士二十一人，状元张观。
八年，进士二百八十人，诸科六十五人，省元高饣束，状元蔡齐。
九年，停贡举。
天禧元年、二年，停贡举。三年，进士一百四十人，诸科一百五十四人，省元程戡，状元王整。四年、五年，干兴元年，并停贡举。
仁宗天圣元年，停贡举。
二年，进士二百人，诸科三百五十四人，省元吴感，状元宋郊。
三年、四年，停贡举。
五年，进士七十七人，诸科八百九十四人，省元吴育，状元王尧臣。
六年、七年，停贡举。
八年，进士二百四十九人，诸科五百七十三人，省元欧阳修，状元王拱辰；制科二人，拔萃二人。
九年，停贡举，拔萃四人。
明道元年、二年，并停贡举。
景元年，进士四百九十九人，诸科四百八十一人，制科三人，拔萃四人，省元黄庠，状元张唐卿。
二年、三年、四年，并停贡举。
宝元元年，进士三百一十人，诸科六百一十七人，制科二人，省元范镇，状元吕凑。二年、康定元年、庆历元年，并停贡举。
二年，进士四百三十五人，省元杨，状元同；制科一人。三年、四年、五年，并停贡举。
六年，进士五百三十八人，诸科四百一十五人，制科一人，省元裴煜，状元贾黯。
七年、八年，停贡举。皇元年，进士四百九十八人，诸科五百五十人，制科一人，省元冯京，状元同。
二年、三年、四年，并停贡举。
五年，进士五百二十人，诸科五百二十二人，省元徐无党，状元郑獬。至和元年、二年，嘉元年，不贡举。
二年，进士三百八十八人，诸科三百八十九人，省元李实，状元张衡；制科一人（是岁，始定为岁一科举）。四年，进士一百六十五人，诸科一百八十四人，省元刘挚，状元刘；制科三人。
六年，进士一百八十三人，诸科一百二人，省元江衍，状元王俊民。
八年，进士一百九十三人，诸科十一人，省元孔武仲，状元许将。
英宗治平二年，进士二百人，诸科十八人，制科二人，省元彭汝砺，状元同（始诏三岁一科举）。
四年，进士二百五十人，诸科三十六人，省元许安世，状元同（时神宗已即位）。神宗熙宁三年，进士二百九十五人，省元陆佃，状元叶祖泠；明经、诸科四百七十二人，制科二人。
六年，进士四百人，诸科四十人，省元邵刚，状元余中。
九年，进士四百二十二人，诸科一百九十四人，省元张嵫，状元徐铎。
元丰二年，进士三百四十八人，省元先浚明，状元时彦。
五年，进士四百四十五人，明经三人，省元刘，状元黄裳。八年，进士四百八十五人，省元焦蹈，状元同（是岁，谅ウ，不临轩）。
哲宗元三年，进士五百二十三人，制科一人，省元章援，状元李常宁。
六年，进士五百一十九人，省元邹起，状元马涓；制科三人。
绍圣元年，进士五百一十二人，省元刘范，状元毕渐；制科三人，宏词科八人。
四年，进士五百六十四人，省元汪革，状元何昌言；词科九人。
元符三年，进士五百六十一人，省元李，状元同（是岁，谅ウ，不临轩）。徽宗崇宁二年，进士五百三十八人，省元李阶，状元霍端友。
五年，进士六百七十一人，省元吴倜，状元蔡（是科为始，罢诸州发解，并省试，并从学校逐年贡士）。
大观三年，进士六百八十五人，宗室上舍四十二人，上舍魁李弥逊，状元贾安宅。
政和二年，进士七百一十三人，上舍魁师骥，状元莫俦。
五年，进士六百七十人，宗子上舍十七人，上舍魁傅崧卿，状元何。
八年，进士七百八十三人，上舍魁何奎，状元王嘉。
宣和三年，进士六百三十人，上舍魁宋齐愈，状元何涣。
六年，进士八百五人（是年，复省试），省元杨椿，状元沈晦。
高宗建炎二年（以军兴，分路类省试），进士四百五十一人，状元李易；四川、河北、京东进士八十七人。
绍兴二年，进士二百五十九人，状元张九成；四川进士一百二十人。五年，进士二百二十人，省元樊光远，状元汪应辰；四川进士一百三十七人。
八年，进士二百九十三人，省元黄公度，状元同（是年，不亲策。引见正奏名，与四川类省奏名参定编排）。十二年，进士二百五十四人，省元何溥，状元陈诚之；四川进士一百四十四人。
十五年，进士三百人，省元林机，状元刘章；四川进士七十三人。
十八年，进士三百三十人，省元徐履，状元王佐；四川进士二十三人。
二十一年，进士四百四人，省元郑闻，状元赵逵；四川进士十八人。
二十四年，进士三百四十八人，省元秦埙，状元张孝祥；四川进士六十三人。
二十七年，进士四百二十六人，省元张宋卿，状元王十朋（先时，四川类省道远，趁赴殿不及者别奏名。是年，无不到）。
三十年，进士四百一十二人，省元刘朔，状元梁克家；四川进士十六人。
孝宗隆兴元年，进士五百四十一人，省元木待问，状元同（是年，不亲策，同绍兴八年）。
干道二年，进士四百九十二人，省元何澹，状元萧国梁。
五年，进士五百九十二人，省元方恬，状元郑侨。
八年，进士三百八十九人，省元蔡幼学，状元黄定。
淳熙二年，进士四百二十六人，省元章颖，状元詹癸。
五年，进士四百一十七人，省元黄涣，状元姚颖。
八年，进士三百七十九人，省元俞烈，状元黄由。
十二年，进士三百九十五人，省元邵康，状元卫泾。
十四年，进士四百三十五人，省元汤，状元王容。
光宗绍熙元年，进士五百五十七人，省元钱易直，状元余复。
四年，进士三百九十六人，省元徐邦宪，状元陈亮。宁宗庆元二年，进士五百十六人，省元莫子纯，状元邹应龙。五年，进士四百一十二人，省元苏大璋，状元曾从龙；四川进士四人。
嘉泰二年，进士四百三十五人，省元傅行简，状元同（是年，谅ウ，不临轩）。
开禧元年，进士三十八人，省元林执善，状元毛自知。
嘉定元年，进士四百二十六人，省元朱停，状元郑自诚；四川进士四人。
四年，进士四百六十五人，省元周端朝，状元赵建夫。
七年，进士五百二人，省元姚宏中，状元袁甫。
十年，进士五百二十三人，省元陈埙，状元吴潜。
十三年，进士四百七十五人，省元邱大发，状元刘渭。
十六年，进士五百五十人，省元王胄，状元蒋重珍。
理宗宝庆二年，进士九百八十七人，省元王会龙，状元同（是年，谅ウ，不临轩）。
绍定二年，进士五百五十七人，省元陈松龙，状元黄朴。
五年，进士四百九十三人，省元叶大有，状元徐元杰。
端平二年，进士四百六十六人，省元杨茂子，状元吴叔告。嘉熙二年，进士四百二十二人，省元缪烈，状元周坦。
淳元年，进士人，省元刘自，状元徐俨夫。
四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徐霖，状元留梦炎。
七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马廷鸾，状元张渊微。
十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陈应雷，状元方逢辰。
宝元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丁应奎，状元姚勉。
四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彭方迥，状元文天祥。
开庆二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李雷奋，状元周震炎。
景定三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李，状元方山京。
度宗咸淳元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阮登炳，状元同（是年，谅ウ，不亲策）。
四年，进士六百六十五人，省元胡跃龙，状元陈文龙。
七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刘梦荐，状元张镇孙。
十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李大同，状元王龙泽。右宋三百一十五年逐科取士之总目，以《登科记》及《会要》参考，并省元、状元之名具录於此。国初，殿试本覆试也。唐以来，或以礼部所取未当，命中书门下详覆，至宋，艺祖、太宗重其事，故御殿覆试。至雍熙四年，宰相请如唐故事，以春官之职归有司，上从之。次年，命宋知白知举，榜出而谤议蜂起，或击登闻鼓求别试，於是再行覆试，凡得数百人。又明年，则知贡举苏易简等不敢专其事，固请御试，上从之。自此遂为定例。然是年以后，如陈尧叟、孙何、王曾皆礼部所取第一人，而御试复以之冠多士，可见当时殿试，不过审覆其缪滥者黜之，而元在前列者，固未尝别第其升降也。景德以后，多别取状元，然省元亦皆置之龟列，《石林燕语》谓：“故事，南省奏名第一人，殿试唱过三名不及，则必越众抗声自陈，虽考校在下列，必得升等。吴春卿、欧阳公皆由是升第一甲。独范景仁避不肯言，等辈屡趣之，皆不应，至第十九人方及，徐出拜命而退，时服其静退。自此遂为故事。”然则仁宗时，省元亦例在前列，盖当时殿试虽曰别命试官，糊名考校，然赐第之时，往往亦参采誉望，乃定抡魁。欧阳公作《蔡齐行状》言：“凡贡士当赐第者，考定，必召其高第数人并见，又参择其材质可者，然后赐第一。及公召见，衣冠伟然，进对有法，天子以为无能出其右者，乃擢为第一。”可见当时抡魁，未尝不参取誉望，则文章冠礼闱者，就为状头，要亦此意。后来无此法矣。
高宗建炎元年，诏曰：“国家设科取人，制爵待士，岁月等阴阳之信，法令如金石之坚。顷缘寇戎侵犯京邑，爰致四方之隽，已愆三岁之期，比申饬於攸司，涓上春而明试，深虞道阻，宽伫浃旬。而驻跸行宫，时巡方岳，非若中都当远近之会，可使四方得道里之均。特从权宜，创立规制，分礼闱之奏额，就诸路之漕台，俾谨择於考官，用精於实学，士省劳费，乡誉髦，悉预计偕，以俟亲策，敷告多士，咸体至怀。诸道令提刑司选官，即转运置司州军引试，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。河东路附京西转运司；国子监、开封府人就试於留守司，御史一人董之，国子监人愿就本路试者听。”
《朝野杂记》：“建炎二年，王唐公为礼部侍郎，建言复以词赋取士，自绍兴二年科场始。曾侍御统请废经义而专用词赋，上意乡之，吕元直不可而止。十三年，国学初建，高抑崇司业言：‘士以经术为本，请头场试经义，次场试诗赋，末场试子史论、时务策各一首。’许之。十五年，诏经义、诗赋分为两科，於是学者竞习词赋，经学浸微。二十六年冬，上谕沈守约曰：‘恐数年之后，经学遂废。’明年二月，诏举人并兼习两科（内大小经义共三道）。三十一年，言者以为老成经术之士，强习辞章，不合音律，请复分科取士，仍诏经义合格人有余材，许以诗赋不足之数通取，不得过三分，自今年太学公补试行之，迄今不改。先是，举人既兼经义、诗赋、论、策，因号四科，然自更制以后，惟绍兴十四年、二十九年两行之而止，盖举人所习已是为二，不可复合矣。”
按：熙宁四年，始罢词赋，专用经义取士，凡十五年；至元元年，复词赋与经义并行；至绍圣元年，复罢词赋，专用经义，凡三十五年；至建炎二年，又兼用经、赋。盖熙宁、绍圣则专用经而废赋，元、建炎则虽复赋而未尝不兼经，然则自熙宁以来，士无不习经义之日矣。然元初，始复赋，欲经、赋中分取人，而东坡公上疏言：“自更法以来，士工习诗赋者，十人而七。欲朝廷随经、赋人数多少，各自立额取人。”则知当时士虽不习诗赋者十五年，而变法之余，一习即工且多矣。至建炎、绍兴之，则朝廷以经义取士者且五六十年，其兼用诗赋才十余年耳。然共场而试，则经拙而赋工；分科而试，则经少而赋多。流传既久，后来所至场屋，率是赋居其三之二，盖有自来矣。
二年，诏：“下第进士，六举曾经御试、八举曾经省试、并年四十以上，四举曾经御试、五举曾经省试、并年五十以上，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举人数内，特各减一举，元符以前到省两举者不限年，一举者年五十五已上，诸道转运司、开封府皆以名闻，令直赴廷试。”
按：仁宗嘉二年，廷试始免黜落，然则自后凡经御试者，无不出官之人。
熙、丰年，亦尝有曾经御试推恩之令，盖为嘉二年御试不中者设也。今中兴之初，复有此令，则自建炎上距嘉以前，盖七十余年，岂复有曾经御试之人乎？
又恐是特为科试入下等，不理选限、未出官者而设，盖此曹亦谓之曾经御试，故令其再试而官之，以示优渥之恩。史志所载不明，当考。
是年，亲试举人於行都，赐进士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余人，第一人左宣教郎，二人、三人左宣义郎，余推恩有差。特奏名第一人附第二甲，入五等者亦予调官，川、陕、河北、京东正奏名不赴者一百三人，即家赐第。皆龙飞特恩也。
故事，廷试上十名，御药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。上曰：“取士当务至公，考官自足凭信，岂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？”诏自今勿先进卷子。
绍兴元年，以岁当明堂，复诏诸道类试，择宪、漕或帅守中词学之人总其事，使精选考官。於是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始以便宜令川、陕举人即置司州试之。侯延庆言：“用兵以来，太学既罢，青衿解散，文籍沦坠。今诸道州军进士已有定额，独行在职事及务官随行有服亲及门客，往往乡贡隔绝，请立应举法，以国子监进士为名。”诏从之，令转运司附试。是年，德音：“应该恩免解举人，值兵毁失公据者，召京官二员委保，所在州军给据讫，仍申部注籍。”
二年，亲策进士张九成等。时凌景夏为第二，吕颐浩言，景夏词实胜九成，请更第一。上曰：“士人初进，便须别其忠佞。九成上自朕躬，下至百执事，言之无所畏避。”乃擢首选。九成以类试及亲策俱第一，特进一官。四川类试正奏名第一人，依殿试第五人恩例。
九年，诏：“陕西久陷伪境，与四川类试，必不能中程式。其令礼部措置，别号取放。”川、陕分类试额自此始。
御史中丞廖刚言：“国朝三岁一举，每以今年大礼，明年科场，又明年省、殿试为准，故注授人先后到部，不至搀并。今科试、明堂同在嗣岁，省司财计难以应办，一不便也。近岁初官待阙，率四五年，若使进士，荫人同时差注，二不便也。更展一年，则旧制合矣。”天子是其议，其来年诏曰：“三岁宾兴之制，肇自治平，爰暨累朝，遵为彝典。顷缘多故，氵存展试期，致取士之年当宗祀，而入仕之众并集铨曹，攸司困供亿之繁，多士兴滞留之叹。宜从革正，用复故常，庶蒇事惟均，有便於国，调官无壅，亦便尔私。其绍兴十年，诸州依条发解，於绍兴十二年正月省试，三月殿试。自后科场示此为准。”十三年，初立同文馆试。凡在行朝，去本贯及千里以上者，许附试国子监。
诏：“祖宗旧法，诸路州军科场，并限八月五日锁院。缘福建去京远，遂先期用七月；川、广尤远，遂用六月。今福建、二广趋京不远，恐试下举人冒名再试他州，可依限八月初五日锁院。”旧诸州皆以八月选日试士，举人有就数州取解者。至是，诏诸道发解并以中秋日引试，四川则用季春，而仲秋类省焉。
太学博士王之望言：“举人程文，或纯用本朝人文集数百言，或歌颂及佛书全句，旧式皆不可考。建炎初，悉从删去，故犯者多。”诏申严行下。十九年，诏：“自今科试前一岁，诸州军及属县长吏籍定合应举人，以次年春县上之州，州下之学，核实引保，赴乡饮酒毕，送试院。其临期投状射保者，皆勿受。”自熙、丰，程颢、程颐以道学倡於洛，海内皆师归之。中兴以来，始盛於东南，士子科举之文稍祖颐说。先是，陈公辅上疏诋颐学，乞行禁绝，而胡寅辨其非。至绍兴末年，正字叶谦亨上言：“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，士有立说稍异者，皆不在选。前日大臣则阴右王安石，稍涉颐学，一切摈弃。程、王之学，时有所长，皆有所短，取其合於孔、孟者，皆可以为学也。”上曰：“赵鼎主程颐，秦桧主王安石，诚为偏曲。”诏有司自今毋拘一家之说，务求至当之论。道学之禁，至是稍解矣。
礼部侍郎周葵言：“科举足以取士。近年主司迎合大臣之意，多取经传之言可为谀佞者，以为问目，学者因之，专务苟合时好。如论伊尹、周公，则竞为归美宰相之言；《春秋》讥贬失礼，则指为褒称之事。悖戾圣人之意，大率类此。至於前古治乱兴亡之变，以时忌绝口不道，后生晚辈往往不读史书。望诏有司选通经博古之士，置之上游；其穿凿迎合，议论乖僻，不合体式者，皆行黜落；若矫枉过正，不顾所问，务为诋讦者，亦复勿取。”从之。
二十五年，上谓辅臣曰：“往年秦埙对策，皆桧、喜语，有司拟为第一，朕抑第三，不使与寒士争。今可举行祖宗故事，应礼部举人内有权要亲族者，并令覆试。仍追夺埙出身，改曹冠等七人阶官并带‘右’字，余并放。”
二十七年，先时蜀士赴殿试不及者，皆赐同进士出身。上念其中有俊秀能取高第者，不宜皆下列，至是，先期谕都省，宽展试日以待。宰相沈该奏：“天时向暑，临轩非便。请后至者臣等策之，中书定高下。”上曰：“三年策士，朕岂惮一日之劳邪？”及唱第，王十朋为首，第二人阎安中，第三人梁介。安中、梁介皆蜀士也。上大悦。
二十九年，孙道夫侍经筵，一日，极论四川类试请托之弊，请尽令赴礼部。
上曰：“后举但当遣御史监之。”道夫持益坚，事下国子监，祭酒杨椿曰：“蜀去天万里，可使士子涉三峡、冒重湖邪？欲革其弊，一监试得人足矣。”遂诏监司守ヘ宾客力可行者赴省，余不在遣中。是岁，四川类省试，始降敕差官。四川类省试第一人恩数，初，视殿试第三人，赐进士及第，优之也。后以何耕对蜀人才策，为秦桧所怒，乃改礼部类试第一等人并赐进士出身，自是无有不赴御试者。
惟上不亲策，则类省试第一人恩数如旧，第二、第三人皆附第一甲，九名已上附第二甲焉。孝宗隆兴元年，诏：“应令人代名及为人冒名赴省者，各计所受财依条外，并永不得应举。”
省试旧以十四人取一名，隆兴初，建、剑、宣、鼎、洪五州进士，三举实到场者，皆以覃恩免解。有旨增省额百人，遂以十七人取一人，而四川类省试则十六人取一名，后不复改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黄鲁直以元三年为贡院参详官，有书帖一纸云：‘正月乙丑，锁太学，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；三月戊申，具奏进士五百人。’乃是在院四十四日，而九人半取一人，视今日为不侔。”
臣僚言：“科举之制，州郡解额狭而举子多，漕司数宽，士往往舍乡贯而图漕牒。乞申严诈冒之禁，立为中制。”从之。四年，乃裁定牒试法，文武臣添差官，除亲子孙外，并罢；其行在职事官，除监察御史已上，并不许牒试。干道六年，诏自今诸道试官，皆隔一郡选差。后又令历三郡合符，乃听入院，防私弊也。
七年，虞允文请辛巳以来归正人，依仿祖宗陕西、河北赴南省试，别立号取人。从之。
八年，礼部尚书胡沂、郎官萧国梁造贡籍成，上之，凡诸道举人乡贯、治经、三代、年甲、举数悉备。
淳熙二年，御试。上尝谓辅臣，欲令文士能射御，武臣知诗书，命讨论殿最来上。至是，唱第后之二日，上御殿，引按文士詹癸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艺，新制也。翌日，又引文士第五甲及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。其日，进士俱衤阑笏入殿起居，易戎服，各给箭六，弓不限斗力。射者莫不振厉自献，多命中焉。凡三箭中帖为上等，正奏第一人转一官，与通判，余循一资；二箭中帖为中等，减二年磨勘；一箭中帖及一箭上垛为下等，一任回不依次注官。上四甲能全中者取旨，第五甲射入上等注黄甲，余升名次而已。特奏名第五等人射艺合格与文学，凡不中者并赐帛。
六年，诏：“特奏名自今三人取一，在第四等以前，余并入第五等。其末等纳敕者旧许再试，今止许一试。旧免解人有故不入试者，理为一举，今不理。潜藩及五路旧升甲者，今但升名。”其后又许纳敕三次，为定制焉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唐开元中，国子祭酒杨言：‘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，而明经、进士不能居其什一，则是服勤道业之士，不如胥吏之得仕也。
若以出身人太多，则应诸色裁损，不应独抑明经、进士。’当时以其言为然。淳熙九年，大减任子员数，是时，吏部四选开具，以三年为率，文班进士大约三四百人，任子文武亦如之，而恩幸、流外盖过二千之数，甚与开元类也。”
十一年，御试。时进士试策，薄暮未纳卷者三，奉旨赐烛。既而侍御史刘国瑞言：“宫庭之，自有火禁，贡举之条，不许见烛。虽圣恩宽厚，假以须臾，窃恐玩习成风，浸隳法制。其纳卷最后者，请下御试所降黜。”从之。旧例，廷试举人至暮者许赐烛，然殿深易黑，日昃则殿上烛出矣。凡赐烛，正奏名降一甲，如在第五甲，降充本甲末名；特奏名降一等，如在第五等，与摄助教。举人试艺於省闱及国子监、两浙转运司者，皆禁烛。十四年，御试得进士王容以下。上天姿英明，大廷策士，多自升黜，不尽由有司。是举，王容盖自第三亲擢为榜首。时儒生迭兴，辞章雅正，号“干淳体”。
朱熹尝欲罢诗赋而分诸经、子史、时务之年，其私议曰：“古者大学之教，以格物致知为先，而其考校之法，又以九年知类通达、强立不返为大成。今《乐经》亡而《礼经》阙，二戴之礼已非正经，而又废其一。经之为教，己不能备，而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，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。若诸子之学同出於圣人，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，皆不可阙者，而学者岂能一旦尽通。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，使之各以三年，而共通其三四之一。凡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为一科，而子年、午年试之；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及二《戴记》为一科，而卯年试之；《春秋》及《三传》为一科，而酉年试之。试义各二道，诸经皆兼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义一道，论则分诸子为四科，而分年以附焉。诸史则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两《汉》为一科，《三国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南》、《北史》为一科，《新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五代史》为一科。
时务则律历、地理为一科，以次分年，如经、子之法，试策各二道。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，答义者必通贯经文，条举众说，而断以己意。有司命题，必依章句。如是，则士无不通之经，无不通之史，而皆可用於世矣。”虽熹议未上闻，而天下诵之。
项安世拟对学士院试策曰：“科举之法，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。自太平兴国以来，科名日重，实用日轻，以至於今二百余年，举天下之人才，一限於科目之内。入是科者，虽杌、饕餮必官之；出是科者，虽周公、孔子必弃之。习之既久，上不以为疑，下不以为怨。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，则上蓄缩而不安，下睥睨而不服。共知其弊，而甘心守之，不敢复议矣。故曰‘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。’不论伊、傅、周、召如何，但使诸葛亮、王猛处此，必当自出意度，别作炉鞴，以陶天下之人物，以收拾天下之才智，以共了当时之事，决不受此缠缚也。自王导、谢安以下，随世就事之人，欲於妥帖平静之中，密致分数剂量之效，则必不敢变今之说，取今之士矣。此固无以议为也。然则用王、谢之术为之调度，亦有道乎？曰：‘有。时於寻常尺寸之中，略出神明特达之举，稍更茸己甚之习，薄伸浑厚平直之气，则犹愈於已也。’盖天下之事，虽贵於守法，而亦不可以一付於法。法者所以抑侥幸，非所以抑豪杰也。夫所谓侥幸者，其才不应得，而冒欲得之之谓也。一人得之，众人攀之，其门一开，不可复禁。故上之人立法以拒之，使之欲进而无隙，欲求而无辞，是则法之效也。若夫豪杰之士，其德宜为人上，其才宜为世用，非所谓侥幸者，此法之所求，非法之所拒也。人所共服，莫敢与比，以此为例，谁敢攀之？有若是者，时出而用之，以示天下不专以操笔弄墨取人主之官爵，则亦足以补风化，隆实行，扶善人而愧恶子也。”又曰：
“夫科目之盛，自李唐起，而唐之取士，犹未尽出於此也。有上书而得官，如和逢尧、员半千之类是也；有隐逸而召用，如阳城、李渤之类是也；有出於辟举，如韩愈之出於张建封、董晋是也；有出於延誉，如吴武陵之荐杜牧之是也。至於本朝，法令始密，科场条贯，如缚胥吏，而乡举里选之意纤悉无遗矣。然祖宗之时，犹有度外之事，如张咏当为举首，而以逊其乡人，则犹有朋友之义也；宋祁当为第一，而令与兄，则犹有兄弟之恩也；延入客次，先通所为文，则犹有礼意也；李畋、张及二人并解，则犹未立额也。此外又有陈乞之恩，聘召之礼，元经行之举，三舍行艺之规，则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尽士矣，故孙复、苏洵之用，犹出於常法之外，而雷简夫、姚嗣宗之官，或由於特达之授。然意欲不安，而法已一定，虽或少出常度，然亦千万中之一二耳，须臾之才行，不足以胜二百年之科目也。”
按：取士之弊，人人能言之，然晦、平甫二公之说，则不废科目之法，而自足以救科目之弊，其说犹为确实可行云。
光宗初，建议者云：“省闱试士，春令尚浅，天寒晷短，遇风雪，则砚冰笔冻，书字不成，纵有钜材，莫克展布。请展至二月朔，而殿试则於四月初选日。”从之。
宁宗庆元二年，以谅阴不亲策，省试进士，得正奏名邹应龙等。
自韩胄袭秦桧故智，指道学为伪学，台臣附之，上章论列，诏榜朝堂，而刘德秀在省闱奏疏，至云：“伪学之魁，以匹夫窃人主之柄，鼓动天下，故文风未能丕变。请将《语录》之类并行除毁。”既而叶翥上言：“士狃於伪学，专习《语录》诡诞之说，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之书，以文其非。有叶《进卷》、陈傅良《待遇集》，士人传诵其文，每用辄效。请内自太学，外自州军学，各以月试合格前三名程文，上御史台考察。太学以月，诸路以季。其有旧习不改，则坐学官、提学司之罪。”是举也，语涉道学者皆不预选。
四年，言者云：“今之诗赋，虽未近古，然亦贯穿六艺，驰骋百家，拘以骈俪之制，研精覃思，始能成章。惟经义一科，全用套类，父兄相授，囊括冥搜，片言只字，不脱毫分，溢箧盈箱，初无本领，旅进场屋，鲜有出於揣拟之外，天下士子，谁务实学哉！望令有司，所出《六经》题目，各於本经摘出两段文意相类者，合为一题，庶几实学得尽己见，而挟册雠伪者或可退听。”从之。
嘉泰元年，起居舍人章良能陈主司三弊：一曰沮抑词赋太甚，既暗削分数，又多置下陈；二曰假借《春秋》太过，诸处解榜，多首选；三曰国朝正史与实录等书，人私藏，具有法禁，惟公卿子弟，或因父兄得以窃窥，有力之家，冒禁传写，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，藏匿本末，发为策问，寒远之士，无繇尽知。请自今诗赋纯正者，之前列，《春秋》卓异者，不妨巍占，若所作无异诸经，自当杂定高下。其策题并须明白指问。”诏从之。
开禧二年，诏诸道运司、州、府、军、监：“凡发解举人合格试卷姓名，类申礼部，候省试中，牒发御史台，同礼部长贰参对字画，关御药院内侍照应。廷试字画不同者，别榜放。”
旧制，秋贡、春试皆置别头场，以待举人之避亲者。自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，皆牒送，惟临轩亲试，谓之“天子门生”，虽父兄为考官，亦不避。是年，始因议臣有请，诏自今在朝官有亲属赴廷对者，免差考校。
开禧元年，检详毛宪为考官，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。韩胄既败，乃用言者奏，夺宪次对，而降自知为第五甲末。
嘉定十五年，秘书郎何淡言：“祖宗旧制，诸科举人问大义十道，能以本经注疏对，而加之以文辞润色者为‘上’；或不指明义理，但引注疏及六分者为‘粗’；其不识本义，或连他经文义乖戾、章句断绝者‘否’。夫经本注疏，则学有源流；文先义理，则士有器识。而今之时文，束於命题之短长，狃於立说之关键，而有司强裂句读，专务断章，是在我者己先离绝旨意，破碎经文，则何以责其尽合於大义哉？望诏有司革去旧习，使士子去机巧而深义理，考注疏而辩异同，明纲领而识体要，则实学之士出矣。”诏从之。
新进士旧有期集，渡江后，置局於贡院，特旨赐之餐钱，集英殿赐第之三曰赴焉。上三人得自择同升之彦，分职有差。朝谢后，拜黄甲，其仪：设褥於堂上，东西相向，皆再拜；拜已，择榜中年长者一人，状元拜之；复择最少者一人，拜状元。所以侈宠灵、重好会、明长少也。又数日，赴国子监谒谢先圣、先师，用释奠礼。遂赐闻喜宴，侍从已上及知举官、馆职皆预焉。
试刑法者，亦自熙、丰始。旧附铨试院，兵火后权停，绍兴三年始复，后又降敕别差试官二员，专撰刑法问题，号为假案。其合格分数，例以五十五通作十分为率，五分以上入第二等下（系二十七通七半），四分半以上入第三等上（系二十四通七半），四分以上入第三等中（系二十二通以上），凡试入二等者，选人改京秩，盖赵忠简为相，以刑名之学其废日久，故白请优之，今遂为大理评、丞之选。四年制置司请每三年就类省试院别差刑法官二员校试。从之。
新科明法者，熙宁改旧明法科为之。崇宁初废，取其解省额归礼部。建炎二年正月，大理少卿吴言：“法官阙人，请复此科，许进士尝得解贡人就试。”从之。
绍兴十一年，始就诸路秋试，每五人解一名，省试七人取一名，皆不兼经。明年御试，御药院请分为第二等，第一等本科及第，第二等本科出身。十四年七月，言者以为滥，请解、省试各递增二人（解试七人取一，省试九人取一），所试断案刑名通粗，以十分为率，断案及五分、《刑统》义文理俱通者为合格，无则阙之，仍自后举兼经。十六年二月，遂罢之，迄今不复置矣。
新科明法，始就诸道秋试，每各五人解一，省试十取其一。御药院又拟恩例，第一等赐本科及第，第二等本科出身。后三岁，议者谓得解人取应，更不兼经，白身得官反易於有官试法。乃诏自今断案、刑名通粗以十分为率，断及五分、《刑统》义文理全通为合格，及虽全通而断案不及分数者勿取，仍自后举兼经。
淳熙七年，秘书郎李言：“汉世仪、律、令同藏於理官，而决疑狱者必传以古义。祖宗朝，诏学究兼习律令，而废明法科；后复明法，而以三小经附，盖欲使经生明法，法吏通经。今所试止於断案、律义，断案稍通，律义虽不成文，亦得中选，故法官罕能知书。谓宜使习太法者兼习经义，参考优劣，以定去留。”上曰：“古之儒者以经术决狱，若用俗吏，必流於刻。宜如所奏。”乃诏自今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场试断案，再场各三道；第四场试大经义一道、小经义二道；第五场试《刑统》律义五道。明年，诏断案三场，每场止试一道，每道刑名十件，与经义通取，四十分已上为合格。经义定去留，律义定高下。
嘉定二年，臣僚上言：“棘寺官属，颇难其人，狱案来上，致多差舛，其原在於习法之不精，试法之不详也。自昔设科，本以六场引试，内断案五场，各以刑名八件计四十通，律义一场计十通，断案以试其法令，律义以试其文理。自后有欲便其所习，始增经义一场，而止试五场，律义又居其一，断案止三场而已，殊失设科之初意。金科玉条，琐密繁碎，自非终日研究，未易精熟，乃牵於程文，以移其功。考试主文，类多文士，轻视法家，惟以经义定去留，其弊一也。法科之设，正欲深明宪章，习熟法令，察举明比附之精微，识比折出入之错综，酌情法於数字之内，决是非於片言之。政和、绍兴案题字不过五七百，多不满千；比年不求题意之精密，专务繁冗以困人，敷衍支离，动辄二千字。自朝至於日中昃，仅能誊写题目，岂暇深究法意？其弊二也。进士考官，凡有出身皆可充选；刑法考官，不过在朝曾中法科丞、评数人，由是请托之风盛，换易之弊兴，其弊三也。臣以为宜罢去经义，仍分六场，以五场断案、一场律义为定。所问法题，稍简其字数，而求精於法。试官各供五六题，纳监试或主文临期点定。如是，则谳议得人矣。”从之。六年，议者云：“今止试《刑统》，是尽废义理，而专以法律为事，杂流进纳之人皆得就，又可径除职事官，非所以重科目、清班缀也。
请复试经义一场，以《尚书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题各一篇，与刑统大义通为五场；所出经题，不必拘刑名伦类，以防预造。杂流入赀人毋得收试。”
文武杂试 高宗建炎元年，追复祖宗故事，於科举之外有文武杰特者，试而官之。时郡国荐士四人至，命中书省各试策一道。何烈对策，依廷试礼称“臣”，上以其寒远，一体推恩。既而有言其疏者，於是降充末名，补下州文学，考官汪藻等皆坐黜。而军中便宜借补者众，诏内有武勇之人，委诸道提刑、安抚司依弓马所格法比试，合格人赴御营使司审试，拟定名目，上大省部，给进武、进义校尉两等文帖换授。既而上言者云：“立功之人色目不一，或输家财助国，或赍蜡弹，冒险阻，或以进言献策。今率试以弓马，而旧补授至升朝官、大使臣者，例得校尉，未为允惬。宜令借补文臣，试兵书战策，以为殿最，余并验实免试注官。”
东莱吕氏曰：“取士科目，自夏商以前，不见於经，其可见者，至周始有。
自周后数千载，凡其废置、沿革、轻重，就所偏者看，皆自可考；然而考论须见得所以废置、因革、轻重之所以然。以大略观之，大抵向前重，向后愈轻。且如《周礼》以乡三物教民，谓之宾兴，只看‘宾’之一字，当时盖甚尊士。详考前一段，他是一个本末度数精详具备，固不必说；只看他‘宾兴之，三年大比，献贤能之书於王，王拜受之，登於天府，内史贰之’，如此其重。及至后世，如饮墨水，如夺席、脱容刀，如棘围，如糊名，若防奸盗然。为士者须深思其故：何故古如此重，后世如此轻？须当深究之。三代之时，士一个进修之至，惟上之人自求之，故如此重。又须看当时之於士，待之甚重，而考之则甚详；后世待之既轻，考之又略。且如《王制》论乡秀士升於司徒，曰选士；司徒又论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学，曰俊士，然后方免其徭役；大乐正又论造士之秀者升诸司马，曰进士，这里方可受爵禄。司马，政官也，以其可使从政也。凡经四级，然后始可从政。然犹未也，司马又辨论官材，论其贤者，以告於王，而定其论，论定然后官之，任官然后爵之，待其位定，始与之以禄。一人之身，未入仕之前凡经四级，已入仕之后凡经三级。经七级，然后始得禄。其考之之详如此。成周之时，见得官爵皆天位天禄，不敢轻授。至后世，与之甚遽，全以文字高下为进退，盖有以一日之长而决取终身之富贵者。当时考之甚详如此，然论其大略，汉唐以来，大抵自重而渐轻，自缓而渐速。由汉以来，虽不能如三代拜受之礼，然犹州长身劝为之驾，虽以当时号为谄谀如公孙弘者，犹是乡人劝勉而来，未尝自进。到得后来，唐始令投牒自进，而士始渐轻，此所谓‘自重而渐轻’。自汉至唐，进士登第者尚未释褐，或是为人所论荐，或再应皆中，或藩方辟举，然后始得释褐。至本朝始，放进士及第即放释褐，此所谓‘自缓而渐速’。科目虽多，其历代常行自有数。自汉至隋以前，惟孝廉与秀才常行；自隋唐至本朝，惟进士、明经常行；至熙宁后，王荆公用事，改取士之法，自是进士独存，明经始废（熙宁四年，明经科废罢），此其大略可见。其次便是制科。制科却历代常行不废，汉则因事而举，六朝亦举，至唐及本朝亦未尝废；到得熙宁，王荆公得政，孔文仲对策议新法，制科始罢。至元初，又再复得两三举，至绍圣初，章为相，欲行荆公法，又再罢（景德四年，帝曰：“比设此科，欲求才识，若但考文义，苟有济时之用安得知？今策问宜用经义，参之时务。”熙宁二年，贤良孔文仲考入第三等，诏：“毁薄时政，不足收录，告示发付本任。”天圣八年，茂才富弼，景二年，体用吴育；景六年，贤良苏辙、苏轼）。大抵三代之时，不专是语言文章，至汉以来，则有所谓射策、对策，是时已成科举之习，虽然，尚理会经义，又与时议。到隋炀帝之时，风俗浮华，始有进士之科，方有律赋。自唐以来，孝廉、秀才之科尚在，但只是明经、进士二科盛而秀、孝衰。是时，有记问者则得明经，有辞藻者则得进士。当时南北未分，两边各自设科。既分之后，后周进士未设，尚自理会秀、孝二科。是时，南人高南师，北人高北师，各守家法，莫之能定，当时主司有欲优劣之者，反为所难。隋炀帝时，风俗浮华，进士科始立。至唐初，进士、明经都重；及至中叶以后，则进士重而明经轻，盖当唐之时，文华之士多了，故如此。到得本朝，待遇不同，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，皆极通显；至明经之科，不过为学究之类。当时之人为之语曰：‘焚香取进士，嗔目待明经。’才设进士试时，便设香案，有拜跪之礼；才到明经试时，则设棘监守，惟恐他传义。当时进士有帖经之制，他文士都不屑去记这传义，於是有赎帖。才是进士科试帖经，不知是或作一篇文，或作一赋，便可赎帖经。及至熙宁，荆公罢词赋，帖经、墨义并归进士一科，齐、鲁、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训诂，质厚不能为文辞，所以自进士科一并之后，榜出多是南人预选，北人预者极少。自哲庙以后，立齐、鲁、河朔五路之制，凡是北人皆别考，然后取人南北始均。庆历中，范文正公、富公、韩魏公执政，欲先试论策，使工文辞者言古今治乱，简其程式，使得以逞，问以大义，使不专记诵，自是古文渐复。一年而三公皆罢政，此制遂停。王文正公为相，南省试进士《当仁不让於师论》，贾时边、李迪皆有名场屋，及榜出，二人不与。试官取其文观之，李以落韵，边以‘师’为‘众’，与注疏异，特奏令御试。王文公以为落韵者不审尔。若舍注疏而立说，不可许，遂取李黜边。前辈之守注疏如此严。至王荆公始以注疏不可用，作《三经说》，令天下非从《三经》者不预选；罢词赋，又以《春秋》有《三传》难通，罢之。
至元，始复词赋，增《春秋》。又至绍圣，章执政，欲复介甫法，遂复罢词赋，去《春秋》。后来至钦宗，又始复元制（太平兴国三年，诏律赋以平仄次用韵。天圣五年，诏参考策论。庆历四年，宋祁等言：“使士皆土著，而教之以学校。先策论，则文辞者留心於治乱；简其程式，则宏博者得以骋；问以大义，则执经者不专於记诵。赋许依放唐人赋。”诏颁下。庆历五年，诏进士诸科如旧制考校注云。先是，颁行宋祁等新制，上封者言非便，熙宁四年，诏进士罢诗赋、帖经、墨义，各令占一经，并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诸科稍令改进士科）。大抵须是有乡举里选底风俗，然后方行得乡举里选之制。所以杨绾复乡举里选，未几停罢，缘是未有这风俗。今已为士，须思所以为风俗者何由，又须深察三代之所以厚而后世之所以薄者何故，则亦庶乎复古。”
《宋登科记》总目：太祖建隆元年，进士十九人，榜首杨砺。
二年，进士十一人，榜首张去华。
三年，进士十五人，榜首马。
四年，进士八人，榜首苏德祥。
干德二年，进士八人，榜首李景阳制科一人。
三年，进士七人，榜首刘察。
四年，进士六人，榜首李肃制科二人。五年，进士十人，榜首刘蒙叟。
六年，进士十一人，榜首柴成务。
开宝二年，进士七人，榜首安德裕。
三年，进士八人，榜首张拱；赐十五举未及第人司马浦等一百六人本科出身。
四年，进士十人，榜首刘寅。
五年，进士十一人，榜首安守亮。六年，进士十一人，榜首宋准，再试取十六人、落下一人；诸科九十六人。
七年，停贡举。
八年，进士三十一人，省元王式，状元王嗣宗；诸科二十四人。
九年，停贡举。
太宗太平兴国二年，进士一百九人，省元状元吕蒙正；诸科二百七人，十五举以上一百八十四，凡五百余人。
三年，进士七十四人，省元状元胡旦；诸科八十二人。
四年，不贡举。
五年，进士一百二十一人，省元状元苏易简，诸科五百三十四人。
六年、七年，停贡举。八年，进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，状元王世则；诸科二百八十五人。雍熙元年，不贡举。
二年，进士二百五十八人，省元陈充，状元梁颢；诸科六百九十九人。
三年、四年，不贡举。
端拱元年，进士二十八人，诸科一百一人。覆试得进士、诸科七百人；又武成王庙重试，得进士三十一人，诸科八十九人，省元程宿（是年，不临轩）。
二年，进士一百八十六人，诸科四百七十八人，省元陈尧叟，状元同。淳化元年、二年，不贡举。
三年，进士三百五十三人，诸科七百七十四人，省元孙何，状元同。
四年、五年，至道元年、二年、三年，并不贡举。
真宗咸平元年，进士五十人，诸科一百五十人，省元孙仅，状元同。二年，进士七十一人，诸科一百八十人，省元孙暨，状元同。三年，进士四百九人，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，省元李庶几，状元陈尧咨。
四年，停贡举，制科七人。五年，进士三十八人，诸科一百八十人，省元王曾，状元同。
六年，不贡举。
景德元年，不贡举。
二年，进士二百四十七人，诸科五百七十人，省元刘滋，状元李迪。
三年，不贡举，制科二人。四年，不贡举，制科二人。大中祥符元年，进士二百七人，诸科三百二十人，省元郑向，状元姚晔。
二年，亲试东封路，进士三十一人，状元梁固。三年，停贡举。
四年，祀汾阴路，进士三十一人，状元张师德。
五年，进士一百二十六人，诸科三百七十七人，省元、状元徐。
六年，停贡举。
七年，亳州、南京路进士二十一人，状元张观。
八年，进士二百八十人，诸科六十五人，省元高饣束，状元蔡齐。
九年，停贡举。
天禧元年、二年，停贡举。三年，进士一百四十人，诸科一百五十四人，省元程戡，状元王整。四年、五年，干兴元年，并停贡举。
仁宗天圣元年，停贡举。
二年，进士二百人，诸科三百五十四人，省元吴感，状元宋郊。
三年、四年，停贡举。
五年，进士七十七人，诸科八百九十四人，省元吴育，状元王尧臣。
六年、七年，停贡举。
八年，进士二百四十九人，诸科五百七十三人，省元欧阳修，状元王拱辰；制科二人，拔萃二人。
九年，停贡举，拔萃四人。
明道元年、二年，并停贡举。
景元年，进士四百九十九人，诸科四百八十一人，制科三人，拔萃四人，省元黄庠，状元张唐卿。
二年、三年、四年，并停贡举。
宝元元年，进士三百一十人，诸科六百一十七人，制科二人，省元范镇，状元吕凑。二年、康定元年、庆历元年，并停贡举。
二年，进士四百三十五人，省元杨，状元同；制科一人。三年、四年、五年，并停贡举。
六年，进士五百三十八人，诸科四百一十五人，制科一人，省元裴煜，状元贾黯。
七年、八年，停贡举。皇元年，进士四百九十八人，诸科五百五十人，制科一人，省元冯京，状元同。
二年、三年、四年，并停贡举。
五年，进士五百二十人，诸科五百二十二人，省元徐无党，状元郑獬。至和元年、二年，嘉元年，不贡举。
二年，进士三百八十八人，诸科三百八十九人，省元李实，状元张衡；制科一人（是岁，始定为岁一科举）。四年，进士一百六十五人，诸科一百八十四人，省元刘挚，状元刘；制科三人。
六年，进士一百八十三人，诸科一百二人，省元江衍，状元王俊民。
八年，进士一百九十三人，诸科十一人，省元孔武仲，状元许将。
英宗治平二年，进士二百人，诸科十八人，制科二人，省元彭汝砺，状元同（始诏三岁一科举）。
四年，进士二百五十人，诸科三十六人，省元许安世，状元同（时神宗已即位）。神宗熙宁三年，进士二百九十五人，省元陆佃，状元叶祖泠；明经、诸科四百七十二人，制科二人。
六年，进士四百人，诸科四十人，省元邵刚，状元余中。
九年，进士四百二十二人，诸科一百九十四人，省元张嵫，状元徐铎。
元丰二年，进士三百四十八人，省元先浚明，状元时彦。
五年，进士四百四十五人，明经三人，省元刘，状元黄裳。八年，进士四百八十五人，省元焦蹈，状元同（是岁，谅ウ，不临轩）。
哲宗元三年，进士五百二十三人，制科一人，省元章援，状元李常宁。
六年，进士五百一十九人，省元邹起，状元马涓；制科三人。
绍圣元年，进士五百一十二人，省元刘范，状元毕渐；制科三人，宏词科八人。
四年，进士五百六十四人，省元汪革，状元何昌言；词科九人。
元符三年，进士五百六十一人，省元李，状元同（是岁，谅ウ，不临轩）。徽宗崇宁二年，进士五百三十八人，省元李阶，状元霍端友。
五年，进士六百七十一人，省元吴倜，状元蔡（是科为始，罢诸州发解，并省试，并从学校逐年贡士）。
大观三年，进士六百八十五人，宗室上舍四十二人，上舍魁李弥逊，状元贾安宅。
政和二年，进士七百一十三人，上舍魁师骥，状元莫俦。
五年，进士六百七十人，宗子上舍十七人，上舍魁傅崧卿，状元何。
八年，进士七百八十三人，上舍魁何奎，状元王嘉。
宣和三年，进士六百三十人，上舍魁宋齐愈，状元何涣。
六年，进士八百五人（是年，复省试），省元杨椿，状元沈晦。
高宗建炎二年（以军兴，分路类省试），进士四百五十一人，状元李易；四川、河北、京东进士八十七人。
绍兴二年，进士二百五十九人，状元张九成；四川进士一百二十人。五年，进士二百二十人，省元樊光远，状元汪应辰；四川进士一百三十七人。
八年，进士二百九十三人，省元黄公度，状元同（是年，不亲策。引见正奏名，与四川类省奏名参定编排）。十二年，进士二百五十四人，省元何溥，状元陈诚之；四川进士一百四十四人。
十五年，进士三百人，省元林机，状元刘章；四川进士七十三人。
十八年，进士三百三十人，省元徐履，状元王佐；四川进士二十三人。
二十一年，进士四百四人，省元郑闻，状元赵逵；四川进士十八人。
二十四年，进士三百四十八人，省元秦埙，状元张孝祥；四川进士六十三人。
二十七年，进士四百二十六人，省元张宋卿，状元王十朋（先时，四川类省道远，趁赴殿不及者别奏名。是年，无不到）。
三十年，进士四百一十二人，省元刘朔，状元梁克家；四川进士十六人。
孝宗隆兴元年，进士五百四十一人，省元木待问，状元同（是年，不亲策，同绍兴八年）。
干道二年，进士四百九十二人，省元何澹，状元萧国梁。
五年，进士五百九十二人，省元方恬，状元郑侨。
八年，进士三百八十九人，省元蔡幼学，状元黄定。
淳熙二年，进士四百二十六人，省元章颖，状元詹癸。
五年，进士四百一十七人，省元黄涣，状元姚颖。
八年，进士三百七十九人，省元俞烈，状元黄由。
十二年，进士三百九十五人，省元邵康，状元卫泾。
十四年，进士四百三十五人，省元汤，状元王容。
光宗绍熙元年，进士五百五十七人，省元钱易直，状元余复。
四年，进士三百九十六人，省元徐邦宪，状元陈亮。宁宗庆元二年，进士五百十六人，省元莫子纯，状元邹应龙。五年，进士四百一十二人，省元苏大璋，状元曾从龙；四川进士四人。
嘉泰二年，进士四百三十五人，省元傅行简，状元同（是年，谅ウ，不临轩）。
开禧元年，进士三十八人，省元林执善，状元毛自知。
嘉定元年，进士四百二十六人，省元朱停，状元郑自诚；四川进士四人。
四年，进士四百六十五人，省元周端朝，状元赵建夫。
七年，进士五百二人，省元姚宏中，状元袁甫。
十年，进士五百二十三人，省元陈埙，状元吴潜。
十三年，进士四百七十五人，省元邱大发，状元刘渭。
十六年，进士五百五十人，省元王胄，状元蒋重珍。
理宗宝庆二年，进士九百八十七人，省元王会龙，状元同（是年，谅ウ，不临轩）。
绍定二年，进士五百五十七人，省元陈松龙，状元黄朴。
五年，进士四百九十三人，省元叶大有，状元徐元杰。
端平二年，进士四百六十六人，省元杨茂子，状元吴叔告。嘉熙二年，进士四百二十二人，省元缪烈，状元周坦。
淳元年，进士人，省元刘自，状元徐俨夫。
四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徐霖，状元留梦炎。
七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马廷鸾，状元张渊微。
十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陈应雷，状元方逢辰。
宝元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丁应奎，状元姚勉。
四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彭方迥，状元文天祥。
开庆二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李雷奋，状元周震炎。
景定三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李，状元方山京。
度宗咸淳元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阮登炳，状元同（是年，谅ウ，不亲策）。
四年，进士六百六十五人，省元胡跃龙，状元陈文龙。
七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刘梦荐，状元张镇孙。
十年，进士 人，省元李大同，状元王龙泽。右宋三百一十五年逐科取士之总目，以《登科记》及《会要》参考，并省元、状元之名具录於此。国初，殿试本覆试也。唐以来，或以礼部所取未当，命中书门下详覆，至宋，艺祖、太宗重其事，故御殿覆试。至雍熙四年，宰相请如唐故事，以春官之职归有司，上从之。次年，命宋知白知举，榜出而谤议蜂起，或击登闻鼓求别试，於是再行覆试，凡得数百人。又明年，则知贡举苏易简等不敢专其事，固请御试，上从之。自此遂为定例。然是年以后，如陈尧叟、孙何、王曾皆礼部所取第一人，而御试复以之冠多士，可见当时殿试，不过审覆其缪滥者黜之，而元在前列者，固未尝别第其升降也。景德以后，多别取状元，然省元亦皆置之龟列，《石林燕语》谓：“故事，南省奏名第一人，殿试唱过三名不及，则必越众抗声自陈，虽考校在下列，必得升等。吴春卿、欧阳公皆由是升第一甲。独范景仁避不肯言，等辈屡趣之，皆不应，至第十九人方及，徐出拜命而退，时服其静退。自此遂为故事。”然则仁宗时，省元亦例在前列，盖当时殿试虽曰别命试官，糊名考校，然赐第之时，往往亦参采誉望，乃定抡魁。欧阳公作《蔡齐行状》言：“凡贡士当赐第者，考定，必召其高第数人并见，又参择其材质可者，然后赐第一。及公召见，衣冠伟然，进对有法，天子以为无能出其右者，乃擢为第一。”可见当时抡魁，未尝不参取誉望，则文章冠礼闱者，就为状头，要亦此意。后来无此法矣。